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来,先后颁布了很多法令,以此对民间存在的救济机构进行整顿,并在各县市建立了规范的官方救济院,积极的推进社会救济事业,以济民生。救济院作为民国时期实施救济和保障的重要机构,其救济范围、救济程序与救济手段,都可以反映出民国时期政府社会保障的重要思路和理念,其救济活动的开展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对新政府职能的补充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对于救济院来说,经费的多少直接影响着救济效率的高低与救济业绩的好坏。保定救济院成立后,各所的经费收入方式依旧以房租、息金、政府补助以及慈善捐助为主,救济机构的改组并未对其经费收入的方式带来多大的改善。虽然救济院在之后的运营过程中面临着部分租户房租拖欠,基金被政府肆意挪借甚至是息金收入渠道断绝等诸多问题,但其仍然依靠着济善商场的房租勉强维持着经营。然而,随着济善商场被焚,保定救济院内部早已存在的资金矛盾被彻底激化,直接导致了救济院的经费收入每况愈下。同时,因为救济院内部的经费管理办法及管理机构不完善,所以政府试图通过资金控制等方式加强对救济院的管理与影响,这又削弱了地方士绅力量在参与救济院事务中的积极性。又因地方经济不景气,商业萧条,使得士绅无意再去参与救济院的管理事务。政府虽强化了自身力量,但却对救济院的资金投入有限,所以保定救济院成立后虽得到了国家权力的强力保障,但也失去了许多地方力量上的财力支持。此外,国内局势动荡,监督体制不健全以及保定政治地位的持续下降又间接性的加重了救济院的财政危机。为了维持救济业务的正常开展,保定救济院也曾做出过努力,并试图利用政府的权威来解决导致经费减少的因素,并取得了一些效果。然而,随着社会救济需求的不断扩大与救济院资金收入的持续减少,使得保定救济院的经费情况依旧处于入不敷出的艰难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