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时期，清政府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保留了大量绿营军队。随着军事行动的需要，各省又新增勇兵，兴办团练，地方督抚和统兵大员利用募兵之权，拥兵自重。这一切导致同治初年地方军队中之冗兵问题日益严重化。财政与军事有着紧密的联系。咸同时期，清政府为应对频年战乱所引发的财政危机，加重对地方的苛征，极大增加了人民负担，同时也激化了地方与中央的矛盾。　　清朝官僚体制的弊端至其中期就已非常严重，同治朝官僚体制之积弊与捐纳制盛行在晚清历史上则是公认的。由此必然导致冗员问题日益表面化。当时中央和地方官僚机构均充斥着大量冗官冗员，各部院无不存在超编现象。　　面对同治时期冗苛之政的弊端，一些代表性人物（如薛福成和王韬）纷纷提出各自的裁兵主张，对于统治者裁撤冗兵措施的出台具有重要影响。开明的统治者对绿营兵采取复建与淘汰并举的策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对防勇则是裁撤与依赖并存，主要裁撤淮军、湘军与粤勇。这一时期为“兵勇并存”之时代。编练军有助于清廷裁撤绿营与勇营，但是当时只是做些表面性的文章，练军实际成为晚清迅速崛起的重要军事力量。地方督抚和官员通过裁减差徭、捐摊、浮收等苛征项目，进一步与中央政府争夺对地方财政与军事的支配权，在客观上也减轻了人民负担。至于冗官问题，当时的有识之士吁请裁革冗员，但是统治者采取消极之态度，没有从政治实践上予以高度重视。　　总之，同治时期，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政治格局，统治者对中国社会所普遍存在的冗兵、苛征进行了大胆裁减，取得了一定成效，缓解了当时的社会危机与各种矛盾，迈出了近代化过程中的重要步伐。而对于官僚机构的臃肿状况，基于当时的社会现实和统治者自身的局限性，没有得到很好实施。但是，一些处于统治中心的官僚和思想家所倡导的裁官主张，对于后来的维新思想家和政治改革者则具有重要启蒙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