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工题材成为当代小说创作的一大热点。农民工群体的生存境况是乡土中国在现代化转型时期所经历的历史性嬗变的折射,当下文学的现代性理应由农民进城谈起。农民工题材小说展现了转型期中国农民工群体被卷入现代性漩涡的生命体验,切中了这个时代最迫切的现代性命题。对农民工题材小说纷繁复杂的主题的解读,可以从农民与土地、农民与城市这两对关系切入。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可以从农民的土性,农民土地意识的巨变,农民土地情结的绵延等三个方面梳理。农民与城市的关系可以从农民的城市情结,农民与城市的对峙,农民与城市的交融等三个层面分析。在进城农民工身上,土地情结与城市情结往往交织共生,他们承受着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的冲突与融合。农民工题材小说记录了乡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过程中的文化阵痛,从农民工群体的现代性追求中,可以看出现代城市文化的强势吸引力以及传统乡土文化必然裂变的命运。由于小说主题的复杂性和作家立场及文化背景的多元性,农民工题材小说呈现出多元化的书写形态。从审美风格上看,大致可以分为社会批判型,都市传奇型与土地怀旧型。社会批判型书写以尤凤伟的《泥鳅》和北村的《愤怒》为代表,小说对现代性狰狞一面的展示表现了作家对现代化后果的强烈质疑,有着鲜明的批判现实主义色彩。都市传奇型书写以贾平凹的《高兴》和刘震云的《我叫刘跃进》为代表文本,小说以现代性文化价值作为叙事的基本立场,文本虽有不同程度的话语裂隙,但都表现出的对现代性话语的一致认同。土地怀旧型书写则关注到了现代化发展的悖论——发展意味着传统美好的丧失,孙惠芬的《吉宽的马车》和赵本夫的《无土时代》探索了现代化发展中整合城乡文化优长、融合传统生活与现代生活、重筑诗意家园的可能性,体现了作家对现代化背景下构建理想文化模式的深入思考。农民工题材小说的多样书写形态包含着对现代性的迎合、批判、犹疑等多层价值立场,有着丰富的现代性意蕴,从而形成了小说的现代性张力。这种文学的现代性张力既与转型期中国的社会现代性相关,与作家的现代性思想相关,也源于现代性自身的复杂性。作家多样化的现代性追求,无疑为中国的现代化走向提供了价值参考体系,为深入探究现代性问题提供了思考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