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狗》最初发表于一九二零年上海的《时事新报·学灯》,后收入郭沫若的第一部诗集《女神》,是“五四”时代的郭沫若作品中最具代表性,同时也是影响较大的作品之一。王富仁先生把《天狗》看作郭沫若诗中的《狂人日记》,给了《天狗》高度的重视,甚至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天狗》都应是郭沫若全部诗作中最值得重视的一首”（1）。本文主要从近四十年郭沫若《天狗》的接受研究出发,试图理清《天狗》近四十年来的接受情况,思考其接受情况与其地位形成的关系,同时以《天狗》的接受过程为例对新诗接受过程进行反思。之所以将时间跨度放在近四十年,是因为近四十年来,经由改革开放之后,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许多变化,而社会的改革变化也推动了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不断发展。那么,在这样的时代变化发展之后,类似于《天狗》这样的经典作品的阅读接受状况如何?是否只停留在发表初期20世纪的叙述中?还是在之后的读者中又激发了新的思考?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因此笔者选择了近四十年也就是改革开放后的这个时间段,来对《天狗》的接受研究进行梳理和分析。本文选取了选本、教材、研究三个角度来对近四十年《天狗》的接受做出分析,这三个部分的关系首先是并行的,每个部分都有各自的主要目的:通过分析选本对《天狗》近四十年的接受,可以了解选本对《天狗》以及经典文本塑造的作用;从教材角度探析《天狗》的接受程度,可以看出《天狗》在专业化、学院化群体中的接受状况,构建其在文学史、诗歌史的地位;从研究角度切入,则是可以理清近四十年来针对《天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对其的研究过程具有哪些倾向特征,能为我们带来怎样的诗学启示。这三个部分也是一个整体,需要将他们联系在一起才能对《天狗》近四十年的接受情况做一个较为完整的回顾。通过在选本教材以及研究三个维度对《天狗》近四十年的接受进行分析之后,进而反思《天狗》的接受给《女神》整部诗集以及诗人郭沫若带来的意义乃至对新诗传播与接受的意义。第一部分是从选本角度分析近四十年《天狗》的接受,通过数据的统计,从文学选本的角度对《天狗》的接受进行共时性与历时性的考察,主要分析了不同时期的选本对作品地位构建的作用,在这一章节得出结论:无论是数据上还是接受内容中来看,文学选本在《天狗》近四十年的接受过程中对其经典文本地位的塑造都起到了积极意义。第二部分是从教材角度分析近四十年《天狗》的接受。通过数据收集统计发现,不同阶段的教材对《天狗》的选用与接受情况有所差异。在此章节分析归纳教材对《天狗》文学史地位有何意义。得出结论:高校教材对《天狗》接受与传播的加持,从整体上使得《天狗》的地位更具有权威性,《天狗》在高校教材中的不断入选,也逐步构建出了《天狗》的文学史与诗歌史地位,并且其文学史地位与接受印象很大程度上与《女神》联系在一起。第三部分从研究角度分析近四十年《天狗》的接受,对近四十年《天狗》的接受整体情况进行概括,同时,对其阶段性的研究特点做出划分与归纳。总结出近四十年《天狗》的接受在研究角度上呈现了从70-80年代“浪漫主义”特征的阐释到2000年后“现代性”的关注上的转变,从整体上由政治功能的关注转向对其文学本身艺术成就的关注上。并在这一章节还总结分析了近四十年《天狗》在研究中呈现的诗学启示。透过研究近四十年《天狗》接受,发现不论是选本对《天狗》的遴选,还是教材对《天狗》权威性的承认与传播,亦或是研究文章对《天狗》的不断挖掘,都在一定程度上为《天狗》经典地位的形成、文学史地位的塑造、《天狗》本身的文学价值的挖掘提供了不少的助力,对其的接受研究也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了《天狗》的接受情况与接受程度。以此为例,以小见大,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天狗》对《女神》整部诗集以及对诗人郭沫若的价值。除此之外,其接受情况也可对当代新诗的“经典”之路提供一些启示:新诗地位的形成应是一个动态的考察机制我们对一部作品的接受情况与地位形成的考量不应只放在某一个阶段,而是应该从更长远的时间段上去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