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华北S省Y市一个乡村自组织的发展路径为个案，通过对该组织接触NGO理念之后其行为发展变化的动态呈现，分析农村民间组织从自组织生存到在外部力量推促下的NGO化发展的过程，试图探讨转型社会中国民间组织在本土制度文化环境和全球化背景下，受西方NGO理论和实践干预与影响的作用机制问题。在对本土民间组织和西方NGO概念进行区分和界定的基础上，主要使用NGO和NGO化;嵌入和过度嵌入，合法性和合法性转换三组概念来对西方NGO理论和实践对民间组织发展的影响做出解释。　　文章以改革后农村内生自发的乡村自组织与乡土社会秩序的良性关系为分析的起点，指出，本土农村民间组织，一方面要遵从其组织环境中的主要行动者政府、基层组织和农民从不同角度为其划定的行动边界，才能达成相应的合法性认同。另一方面又处于全球结社革命浪潮席卷下，西方NGO话语和实践逐步在中国得到传播和认同的背景下。由进入中国的国际NGO、国内NGO、NGO推动者和草根民间组织等组成的非正式的NGO网络和圈子，作为一种强大外部力量，对本土民间组织进行着有力的吸纳，并推促其进行着以NGO化为目标的组织改造和干预实践。　　论文指出，外来的NGO理论和实践通过将本土民间组织NGO化的过程，在嵌入于本土社会空间时，随着嵌入空间的不断扩展，出现了超越嵌入空间允许范围的跨越组织的政治边界、经济边界和农民信任的边界的越界行为。这种民间组织的越界行为与民间组织不断显现的能力不足，与政府、基层组织和农民对民间组织的期望之间，形成冲突与张力，对本土农村民间组织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经过早期和中期较为成功的合法性建构的努力，本土农村民间组织在NGO化和过度嵌入的作用下，出现了合法性的危机，来自政治系统和农民系统的合法性认同大幅下降，组织陷入发展困境。经历合法性危机的本土农村民间组织通过将组织行为回归界内，并借助NGO同行的支持，实现了发展的转型和重新获得合法性认同的机会。论文指出，目前，政府仍然是决定农村民间组织发展的关键因素，政府与农村民间组织之间是政府主导的有限合作关系。　　论文进一步分析了西方NGO的理论和实践的嵌入过程及其对中国草根本土民间组织发展的正面作用和负面影响。在实践意义上，指出了本土民间组织发展需要在政策层面、学术和公共空间以及民间组织自身三个层次进行反思，其核心本质，就是在保持开放视角的同时，重返本土，俯身向内，发现本土问题，挖掘本土资源，发展形成适应本土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解决问题的途径、方式和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