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是中国当代文坛具有较高影响力的一个作家,她在保持着高产的同时又保持着极高的创作质量。纵观王安忆的文学作品,空间性日益凸显,除了直接书写上海的《长恨歌》《富萍》等作品,也有大量对乡村空间、自然地理空间等进行书写的作品。而空间理论作为西方工业革命之后兴起的产物,近年来被逐步引入国内文学批评领域,对研究空间性明显的文学作品具有较高的指导意义。本文分别从作品中的空间元素和空间化的叙事两个方面对王安忆的小说文本进行解读,意图通过空间理论的视野对王安忆的创作理念与写作困境进行全面梳理与整体把握。王安忆在其小说中呈现出等级分明的空间图景。早期的小说以王安忆本人的知青经历为主,因此小说中的城市空间与乡村空间构成了一个城乡“两极”空间。城乡“两极”空间形成的紧张对峙局面使得王安忆对河流、山谷等乡野空间赋予救赎生命意识的涵义。后期的小说以城市内部空间书写为主,形成了由上层、中层和底层空间构成的三级空间。王安忆通过多样化的空间开放与人物对话,以及不断实行的空间元素实验,探寻人物个体原始生命力的释放,对空间背后隐形的权力、资本、身份等符号进行反抗。从空间化的叙事来看,空间承担了一定的叙事功能。地理空间在其小说中不仅对小说情节和结构产生影响,而且具有一定的隐喻功能。空间的变易推动或者放缓情节的节奏,改变叙事进程。地理空间在其文本中又形成“二元对立”、“V”字、放射形、环形等结构,使得小说文本空间化更加凸显。王安忆运用“移动的摄像头”式的摄影外视角的叙事手法来进行叙事手法的创新。“移动的摄像头”式的摄影外视角通过零度摄影叙事与“采访”式摄影叙事,分别对城市底层空间与中层空间进行全景描摹,力图构建出多层次的城市图景。空间元素被放置在了与人物同等重要的地位,成为推动叙事进程的主要动力。王安忆站在故事之外,充当“历史讲解员”的身份,不断发出叙述者的声音。空间化的叙事使得其小说文本呈现出立体化与空间化的特点,对更好呈现小说主题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