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发生的苏伊士运河危机是一次复杂的国际事件，也是冷战时期比较重要的事件之一。它虽然只持续了几个月，但它的起因和过程都是复杂的，美国在整个危机中发挥了微妙的作用。危机的结果影响了美国对中东的政策以及美英、美埃关系的发展，危机所引起的后果是深远的，并远远超出了中东的范围。在这场危机中，美国、英国、法国、以色列、埃及、苏联等国都有充分的表演，虽然它是发生在埃及的事件，却是大国博弈的一次典型事件。在这其中，美国在危机的过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平衡作用。美国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采取了和平解决危机的政策，为危机的和平解决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但它的政策受到英法等国的抵触，未能阻止战争的爆发，又产生了预想不到的后果。近代的苏伊士运河于1869年正式开通，苏伊士运河公司成立于1858年，之后公司由英法两国把持。美苏冷战开始后，美苏两国对中东的争夺加剧，埃及也成为重要的争夺目标。埃及拒绝加参加美国推动成立的巴格达条约组织，并向苏联购买军火武器，美国就以取消援建阿斯旺水坝的贷款为手段逼迫埃及，纳赛尔却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由此导致了了苏伊士运河危机的爆发。可见，危机的发生既与苏伊士运河的历史渊源相关，又与当时美苏冷战的时代背景相连。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后，与运河有重大利益关系的国家都做出了不同反应，各个国家的不同反应为以后实行不同的政策埋下了伏笔。美国做出了和平解决危机的决定，但是在具体的政策和实施上却受到国内各种因素的影响，美国的国会、公众舆论、中央情报局、总统和国务卿在苏伊士战争爆发以前，做出了不同的决策和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国会和公众舆论并未产生实质性的作用，只是成为总统反对战争的一个工具。中央情报局没有提供准确和完全肯定的情报，致使美国未能及时阻止战争的爆发，却从另一面限制了美国和平手段所起的作用。总统和国务卿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最终决定者，他们为和平解决危机进行了长达三个月的马拉松式的谈判，虽然没有改变英法使用武力的想法，却延迟了战争的爆发。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后，影响美国外交决策的各部门，主要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参谋长联席会议、中央情报局、总统和国务卿又开展了不同的的外交政策和实践，对战争的结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制定了停火决议草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提供了军事方面的信息和建议，美国在军事方面做好了准备，美国中央情报局对苏联方面的情报分析准确，把苏联威胁当作迫使英法投降的一种手段。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继续致力于外交实践，对促使战争的结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在整个危机中的外交决策和实践的过程中对不同国家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英法方面，战争发生之前，英法反对美国的政策，又想得到美国的支持，一方面与美国进行外交谈判，希望争取美国对他们军事行动的支持，另一方面对美国的失望和抱怨不断增多，最终与美国分道扬镳发动了战争。战争发生之后，在美国的调和和压力之下，又不得不接受停火决议，从埃及撤军。埃及方面，埃及支持美国的政策，希望通过美国限制英法的行为以缓解危机，战争发生后，又全力抵抗英法以的入侵，联合美国共同迫使了英法以三国的撤军。苏联方面，美国警告苏联不要使用武力，苏联不想与美国发生武力战争，只想利用这场战争获取利益，所以未军事干涉苏伊士运河危机。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在危机中发挥了重要的平衡作用，让英法与苏埃相互制衡，改变了危机的走向和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