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东北地处武陵山区腹地,是我国内地平原地区通往云贵高原的过渡地带。受地理环境和民族关系影响,明清以前中央王朝往往委任土司代理以达到维持区域稳定的政治诉求。宋元时期,田氏土司逐渐成为中央王朝在黔东北地区的行政代理,主导着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历程,故有“思播田杨,两广岑黄”之史谚。由元转明,田氏土司因争夺“砂坑”而遭改土归流。随后,明廷一方面按照内地行政体制,推行府州县制度,一方面通过移民屯垦,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清代是黔东北地区经济开发的重要时期,并在农业、手工业、矿业等经济层面都有显著提高。在农业方面,随着黔东北地区人口的增长,大抵改变了明代“地广人稀”,劳动力严重不足的困境,平坦之地渐为良田,山间瘠田亦随玉米、番薯等作物的推广得以开辟,田土利用已颇具规模。随着与内地联系的紧密,农耕技术有了显著提高,粮食产量逐渐增加,水利、农具等方面显著提升。清代黔东北地区经济作物得到较为广泛的种植,一方面提高了土地利用的效能,另一方面也表明农业生产与区域市场的紧密联系。与此同时,手工业、矿业亦较明代颇有改善。在地方官府的推广下,棉花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纺织业逐渐兴起。其他手工业也随着内地移民的涌入得到开发,带动了区域山林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矿业的开采和冶炼技术得到提高,尤其是黔东北的汞矿成为稀缺物资,价值颇巨。铜仁府、思南府汞矿资源丰富,场局颇多,受到国家重视,对区域经济开发具有带动作用。随着清雍正年间改土归流的展开,黔东北地区周边之苗疆相继得以开辟,改变了明代土司环列、动乱频仍之窘境,促进了黔东北商贸网络的形成和发展。黔东北商贸以思南府城、铜仁府城为区域中心,以城镇乡场为节点,辐射范围不断拓展。物资贸易以“川之盐”、“楚之布”为大宗进境商品,本地土特产品如棉花、蜡、漆、桐油、药材等经商贾转销内地。众商贾之中,外省客商主导着境内大宗商品贸易,本地商贩虽有所发展,然其经济实力、商业规模仍处于初级阶段。外省客商于重要城镇市场设立会馆,建立祠庙,带动了黔东北地区市镇经济的发展。因此,清代黔东北商品贸易具有鲜明的外控性。在清代黔东北经济开发进程中,中央王朝的推动始终是众多因素中的关键所在。明初改土归流后,黔东北地区转为流官统辖,表征国家权威在该区域的延伸。明末清初,黔东北地区久经战乱困扰,社会经济凋敝。步入清代,国家一方面通过轻徭薄赋政策恢复经济生产,另一方面强化国家权力在黔东北区域的延伸。通过调整建置、完善地方官府职能,国家成为区域经济开发的主导力量。与此同时,地方官府着力修缮城池、疏通驿路,加强了黔东北地区与内地的交通联系。自明代改土归流,贵州地区财赋收入长期不足,面临巨大财政压力。清代赋役大抵仍延明制,并针对前明财政弊端进行革新,故清代黔东北地区虽曰财赋不足,然尚可维持,加之国家财政“协济”之策,财政大抵满足地方事务所需。财赋取之于民,亦用之于民。清代国家设立了较为有效的灾荒应对措施和社会救济制度。这些制度和措施缓冲了黔东北经济开发进程中的经济不平等,对维持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社会稳定不仅是国家在场的重要宗旨,亦是区域经济开发的重要保障。清王朝对黔东北的经济开发是武陵山区开发的历史缩影,不仅体现出区域性,更带有南方山区经济开发的普遍性。总结清代黔东北经济开发的历史影响,对于我们认识国家与区域经济的关系、完善南方山区经济开发措施、调整民族地区扶贫开发政策等方面具有历史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