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祭祀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对于传统中国社会具有不言而喻的意义。明清时期,随着中原王朝统治的深入,大理历史发生重要变化,社会发展实现重要转型。而祠祀作为大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认识明清时期王朝国家对地方社会的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以祠祀为视角,首先通过对史料的爬梳,以时间为经,祠祀神祇为纬,以统计表形式勾勒出明清时期大理地区的祠祀概况,并对不同时段的祠祀进行分析;其次,以官民互动为视角,通过对文昌信仰和李宓信仰的个案分析,探寻明清大理地区祠祀格局的生成路径;最后,从祠祀与国家治理出发,总结明清时期祠祀对王朝国家以及大理地方社会的意义。基于此,本文得出以下认识:明清官方的祠祀制度,为大理地区的祠祀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大理地区官祀体系的构建,无论是坛壝选址,还是功臣和护国佑民神祇等祭祀对象的选择,都严格按照中央规制设置。因此,明清时期大理地区的官祀不仅带有国家祀典的烙印,而且具有制度化、系统化、规范化等特点;虽然官方对民祀有所限制,但同时也为民祀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空间。因此,明清时期大理地区的民祀在官方限制的情况下,依然呈现多姿多彩、纷繁复杂、特色鲜明的发展格局;官祀与民祀并不是相互对立,二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换、相互渗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此外,祠祀体系会随着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政局动荡等因素发生变革,而祠祀体系的变革又影响着地方社会的变迁。因此,明清两朝祠祀制度的调整、生产生活需要、晚清回民起义,都对大理地区的祠祀体系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官祀神祇所具有的为国为民、忠孝节义、以农为本等中原主流思想,也随着大理地区官祀体系的构建,潜移默化地播撒到民众心头,民祀神祇也逐渐向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方向发展,以致祠祀所蕴含的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原文化,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般沁人心脾,这弥合了大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差距;强化了大理民众对中原王朝的国家认同;丰富了大理地区民间信仰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