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兆濂（1867～1937）生活在社会剧烈变动的清末民国,此时的中国社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困境。受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影响,思想文化也发生了深刻变化,相延两千多年的传统儒学在西学的不断冲击下日渐式微,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激发了一大批有识之士,开始探寻救国救民的路径。牛兆濂作为关中理学清麓一系的重要传人,毅然以道自任,大声疾呼“遵孔道以为保教存国之基”,先后在陕西三原正谊书院、西安关中书院、蓝田芸阁书院等地从事讲学活动,致力于程朱理学的传承与发扬,力挽儒学于不倒,关中地区圣学未绝,古道犹存,其维持之力不可估量。正因如此,牛兆濂成为关中乃至西北地区著名理学家。牛兆濂坚守其师贺瑞麟“合于程朱即合于孔孟,不合于程朱即不合于孔孟”的学术观点,在维护程朱理学及批判异端学说的过程中,对“理”与“气”、“心”与“性”等理学基本命题给予揭示。理气论、心性论、工夫论及对异端学说的批判构成了牛兆濂理学思想的基本内容。在理气论上,牛兆濂以“理”作为万事万物的本体,强调“理”主“气”,“理”“气”不离不杂。在心性论上,坚守性善论,认为“气”就是“人心”,“理”就是“道心”,要存理去欲,恢复“道心”。在修养工夫论上主张“先察识,后涵养”,从洒扫、读书等事开始,继而主敬存养、惩忿窒欲以修身,最终实现儒家理想人格。牛兆濂除了批判陆王心学外,还极力排斥佛教和西学,认为佛教学说蛊惑人心,西学奇技淫巧,不认可清末新政向学习西方的举措。在此基础上开展著书、授徒、讲学、关切民生等一系列社会实践活动,继而提出讲明孔孟之学、树立国民人格是中国自立于世界最根本之策的观点。牛兆濂的思想因其时代所限,难免会有一些保守色彩。但其注重社会实践,讲究经世致用,提倡积极入世的思想主张以及为理学的传承不懈努力,具有重要的历史贡献与社会意义,为研究该时期关学乃至中国儒学的发展提供了典型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