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由检察机关统一行使批捕权和公诉权。在2018年最高人民检察机关提出推行“捕诉合一”办案模式以前，全国普遍实行的是“捕诉分离”模式。但是近年来我国的司法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一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对检察机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强审前程序特别是引导侦查取证；二是司法责任制改革，检察官实行终身责任制，强化了司法责任；三是司法人员管理改革后，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加剧了检察机关“案多人少”的矛盾，办案压力有所增加。而“捕诉分离”办案模式无法适应这些变化，弊端日渐凸显，鉴于此，检察机关为了顺应时代的发展，在“捕诉”关系上开始新的探索，提出：以案件类别划分，实行“捕诉合一”。此举在学界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反对与支持的学者各执己见，反对者从应当独立行使批捕权的角度批判“捕诉合一”，而支持者又从提高诉讼效率，降低司法成本等实际效益的角度支持“捕诉合一”。实际上，纵观我国“捕诉”关系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捕诉合一”并不是一项新的改革举措，在检察机关恢复建立初期，基于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客观需要，推行的就是“捕诉合一”。因此，对于一项司法制度是否要改革，应该结合具体的司法环境和社会背景来分析，而不是脱离现实情况空谈。“捕诉合一”正是在立足于当前司法实践的基础上顺势而生，并且到目前为止，“捕诉合一”办案机制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再去讨论是否“合一”已无必要。因此，应该在坚持推行“捕诉合一”的基础上，对“捕诉合一”办案机制进行客观分析。首先，应当厘清批捕权与公诉权之间的关系，包括两种权力的不同性质，以及我国对于两种权力的规定，正确认识“捕诉合一”的基本内涵，切勿片面理解“合一”的内在含义；其次，结合当前检察机关实行“捕诉合一”的实践探索，具体包括检察院公布的办案数据、实际办案情况等，分析在实践操作中取得的成效以及存在的问题；又次，任何改革措施的提出，都会遇到许多阻碍，“捕诉合一”的提出遭到学界众多质疑，主要是从理论层面对“合一”进行批判，但“合一”并不是权力的合二为一，只涉及到检察机关内部职能划分问题，不存在损害权力行使的独立性；最后，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建议，希望能对检察机关办案起到一点帮助，促进“捕诉合一”更好地运行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