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国际背景下,以对外直接投资为主的对外开放模式不断地发展,成为促进资源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流动、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并实施至今,中国和沿线国家及地区的经贸往来日渐频繁。但是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普遍偏低且时局不稳定,使得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投资便利化作为吸引外资的重要因素之一,深刻影响着我国对沿线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进程。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系统全面地研究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问题及其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将对中国化解产能过剩问题和优化产业结构起到强大的助推效应,有利于推动中国开创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新格局。本文使用比较分析、文献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交易成本理论、区位优势理论和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作为研究的理论依据,在大量搜集并阅读前人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研究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首先,通过阅读现有文献,对投资便利化的内涵及其对对外直接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全面梳理,发现东道国投资便利化主要受基础设施建设、信息技术应用、商业投资环境、金融服务效率和制度供给质量这五个因素的影响,通过这五个方面对投资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产生一定的作用效果。其次,通过比较分析的方法,从投资规模、投资区域、投资行业和双边投资协定发展进程这四个角度对现阶段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情况进行了梳理,比较了中国对沿线地区的投资差异。再次,通过构建投资便利化指标综合评价体系,将可能会影响投资便利化的5个因素基础设施建设、信息技术应用、商业投资环境、金融服务效率、制度供给质量作为一级指标纳入到体系中,并使用均值主成分分析法对沿线各国的投资便利化水平进行了测算。测算结果表明,区域间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存在明显差距。总的来讲,经济越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投资便利化水平相对就越高,两者之间呈现出明显的互促效应,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绝大多数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呈现相对缓慢的上升趋势。随后,基于扩展的投资引力模型,本文就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将投资便利化综合指数和各项细分指数先后纳入到模型中进行检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综合指数对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投资便利化各细分指数中,衡量东道国投资便利化硬实力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技术应用指标都对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相对来说,基础设施建设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说明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质量仍然是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过程中重点考量的指标。信息技术应用指标也能有效地促进吸引外资,表明信息技术应用水平已逐渐成为沿线国家吸引外资的有利因素。在其他几个细分指数中,商业投资环境和制度供给质量的正向促进作用也较为显著,而金融服务效率指标并不显著,这可能与沿线地区金融体系普遍不完善、金融市场不健全相关。最后,基于中国目前对沿线国家的投资现状及以上实证分析结果,就如何有效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利投资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