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一直有持续良好的增长趋势,尽管在2017年至2019年的三年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处在持续下降的状态,但就总体投资规模而言,我国OFDI规模仍然极其庞大,中国在跨国投资和区域合作的形势下保持着非常积极的态度。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深度持续加大,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出现了新趋势,投资的方向已开始向较高政治风险的国家和地区倾斜。发展中国家吸引的对外投资比例自2017年到2018年期间从47%增加到54%,这项数据的增长说明全球对外投资流入发展中经济体的规模增加,而且规模已经超过了发达经济体。鉴于对外直接投资投资区位新趋势的出现,与已有的宏观国家层面和中观产业层面为研究视角的研究不同,本文采用微观企业层面股权结构作为研究视角。研究企业层面数据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政治风险偏好的关系。关注微观企业层面对于企业对外投资决策行为的改善和企业风险管理更具有实践意义,本文在当前“一带一路”建设的背景下,针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偏好进行测算,并深入分析股权结构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政治风险偏好的影响。首先,本文对选题的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进行了阐述,以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主体为研究对象,探讨股权结构对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政治风险偏好的影响,对于降低企业的投资风险,提高企业自身的价值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再根据相关文献,对股权结构的内涵进行阐述,并结合Dunning的区位优势理论以及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关系等理论基础,进一步阐明股权结构对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政治风险偏好的影响。其次,本文根据先前的研究成果和理论来分析本文的影响机制,先分析不同股权结构的公司对投资东道国政治风险偏好的影响;再将我国企业按照不同的企业所有权分类,分别探究股权结构的公司对投资东道国政治风险偏好的影响。并提出相关假说,为实证分析打下基础。本文对政治风险按照ICRG评分进行度量,以2009—201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以及非上市公司OFDI事件为研究样本,探究股权结构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政治风险偏好之间的关系。先全样本回归,研究不同股权结构的公司对投资东道国政治风险偏好的影响,再进行异质性分析,分组探讨不同企业所有制类型、东道国是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东道国是否为发达国家股权结构对于区位选择政治风险偏好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走出去”企业的股权集中度越高,对外直接投资时越倾向于选择政治风险较低的国家。2.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样本,企业的股权集中度与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偏好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3.对于东道国为发达国家样本,企业的股权集中度与对外投资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偏好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对于发展中国家样本,企业股权集中度越高对外直接投资时越倾向于选择政治风险较低的国家。4.相比之下,国有企业的股权集中度与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偏好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而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最后,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分别向政府、企业提出了相关建议。我国政府应全面收集和整理各国的政治风险相关信息,方便我国投资者获取各国政治风险相关信息,拓宽双边贸易协定范围;企业应在了解东道国政治风险的基础上,适当地提高股权集中程度,加强对于管理层的监督,提高公司治理能力,购买保险进行风险转移,结合自身投资目的和经营情况,制定适合自己的投资战略,选择最适合自身企业投资的东道国。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如下:在当今全球化趋势迅猛发展的国际大环境下,对跨国公司而言,这是一次难得的发展机会。以往研究主要从企业外部的宏观国家制度因素、中观行业因素考察跨国公司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而对于企业内部治理而言,研究微观企业层面数据对于企业对外投资决策行为的改善和企业风险管理更具有实践意义。但近年来学者对于企业层面股权结构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影响等问题的研究还十分有限,尤其是探究股权结构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风险偏好的研究。因此,本文以中国为例,探讨股权结构对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影响的一般规律,以期从理论上丰富目前关于公司治理结构与对外投资决策之间关系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