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在价值体系方面所遇到的危机，使得道德重塑成为一个迫切的任务，这就要求我们重新审视现代的道德哲学传统。而康德的实践理性正是西方现代道德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康德的实践理性的考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并反思这一传统本身，而兴趣问题则是这个考察的切入点。 康德的实践理性是对启蒙理性思想的批判和总结。一方面，它批判了启蒙理性的功利主义，要求恢复理性自身的尊严，并且为人类的道德进步寻找新的基础；另一方面，它又继承了启蒙理性的普遍性、主体性和排他性特征。而理性要成为实践理性，即成为决定意志的根据，就必须通过道德兴趣。康德把这种道德兴趣或实践兴趣规定为理性兴趣。但是，实践兴趣本身不但应该具有理性、激情和欲望这样三个层面的含义，而且还在实践理性的两个基本环节，即动力环节和实现环节中发挥其动力性功能和超越性功能。 实践理性对于行为不但要具有合法性而且要具有道德性的要求，导致道德兴趣就必然会作为动力在实践理性的动力环节中发挥其功能。尽管康德把这种兴趣规定为理性兴趣，从而把实践理性的动力规定为道德法则本身，但是，却无法排除作为动力的实践兴趣具有激情层面含义的可能性。 实践理性出于自身的规定性而要求实现自己。这种实现就是指意志的全部客体，即至善的实现。一方面，促进至善实现的要求，导致实践兴趣超越其理性的层面，通向其欲望的层面；另一方面，至善的实现又需以自由、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的公设作为保障，这便导致实践兴趣超越自我的向度，迈向他者的向度。尽管康德试图将这种面向他者的兴趣内在化为面向自我的兴趣，但是这两者始终无法相互取代。 通过对实践理性中的兴趣问题的考察，揭示出实践理性之所以会产生内在的矛盾，其根源就在于自由和自然的问题，当然，这也要归因于这种实践理性的普遍性、主体性和排他性。这一考察，也使我们明确了康德的实践理性在西方实践哲学传统中的位置以及和现代性的关系：同时为我们从更宽广的视角来考察这种哲学传统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