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术产业不仅是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先导,也是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电子制造业、软件产业、电信产业和互联网产业。信息技术产业的自我迭代、研发升级本质上是信息技术产业与其他产业的相融合,并促进其他产业转型,带来额外的价值的过程。按照国务院对信息技术产业的划分,其许多下属部门从本质上看属于服务行业,并且信息技术产业整体上也呈现出服务制造的大趋势,像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等智能制造业以及淘宝、拼多多、阿里巴巴等电子商务行业均受益于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本文以信息技术产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首先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并且从融资理论、效率理论、融资效率理论三个层面进行文献梳理,为本文提供理论依据;其次,对我国信息技术产业现状、融资结构的特征进行归纳,为下文的实证做好准备。在实证方面,本文首先运用DEA模型、Malmquist指数模型分别测算A股信息技术企业2018年至2020年的静态、动态融资效率,其中测算融资效率的投入指标为资产总额、资产负债率和应付职工薪酬,产出指标为营收同比增长率、无形资产增长率、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增长率。从静态角度来看,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在发展过程中的资源配置效率并没有实现最优,大多数信息技术企业的综合技术效率值均集中在（0,0.5）的区间内,也就是说大部分企业是处于无效或者是低效的融资状态;从动态角度来看,2018-2020年信息技术企业的整体融资效率水平呈退步趋势。其中,2018-2019年和2019-2020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均值分别为0.796、0.793,意味着2019年、2020年我国A股信息技术企业的融资效率分别相比于2018年、2019年的融资效率降低了近20%,下降幅度较大。其次,本文采用Tobit固定效应模型对融资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发现政府支持、研发强度对信息技术企业的融资效率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意味着研发投入的上升会限制融资效率。一方面信息技术公司在进行技术的攻坚克难时产生的大多数无形资产,并且这些无形资产存在特殊适用性,一旦公司破产,这些无形资产的价值将会严重下降,从而对公司的债务融资有一定的限制作用;另一方面,我国信息技术产业的技术研发需要投入超大额的资金,限制了公司可以自由支配的现金流,从而影响了融资收益。此外,投资者觉得信息技术产业的技术发展存在较高的风险,较大的不确定性使得投资者提高自身的期望收益率,从而提高了公司的融资成本,限制了融资效率。政府补助与企业的融资效率有负向影响的原因主要在于,公司可能把政府给予的补助用于缓解自身的经营压力或者规模扩张中,并没有用于提升自身的研发实力,攻克专利技术。这种情况又称为挤出效应,并且当公司觉得市场中存在非常大的不确定性的时候会更加突出。最后,本文基于研究结果对优化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融资效率提出建议。从外部环境来看,政府需要完善补助发放标准,明确使用方向并监督资金的使用成果,为信息技术产业提高中长期的补助,支持信息技术产业的创新研发活动;资本市场需要优化准入标准,拓宽融资渠道,保障规模小但成长性好的公司能够获取稳定的现金流,实现自身的发展;从企业自身看,要合理使用资金,注重科研创新,加强专利意识,通过技术发展为企业带来实质性增长;在融资时结合自身发展现状分析需求,科学的进行融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