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学术自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诸遗老主持风会，力矫明季空疏之弊而启经学考据之渐，学风遂由虚而转实，至乾隆、嘉庆闲终于形成新局。标牓“实事求是”，以复与古学为鹄的的汉学以星火燎原之势影响及于经学、史学、小学、辞章等诸多学科领域。以惠栋、戴震为代表的呉、皖学派崛起于前，率先在经学研究的领域推尊汉儒学说，树立壁垒，并与恪守程朱之道的桐城文派展开了长期激烈的论战。稍晚于此，继吴、皖而起的扬州学派以汪中、淩廷堪、阮元为代表的诸学者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整理六朝文学遗产，通过对《文心雕龙·原道》、《文选序》等萧梁旧说的时代诠释，以骈俪和声韵为基本要素重构中国文学史，建立起新的文学正统，对倡言“因文见道”的桐城文派提出挑战，并试图否定其固有的正统地位，将汉宋学术的争论由经学领域延伸至文学领域。史称清代文学“文章正宗之争”。本论文即在汉宋学术之争的文化背景下，系统地整理和考论乾嘉扬州学派的骈文理论，着力探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与清代骈文创作“以复古为革新”的特点相侔，乾嘉扬州学派的骈文理论建设也是以托古改制的方式来进行的。扬州学派的骈文理论建设是以对这样三个传统文学理论的研究为基础的:其一，对中国古代“文学”一词的朔义的诠释以及中国文学学科早期内涵的界定;其二，对《文选序》“沈思”、“翰藻”说的诠释;其三，对六朝“文笔”说起源及其流变的考论。　　乾嘉扬州学派就这样三个问题作出的研究结论，对今日的学术界来说，它的意义是双重的:扬州学派通过上述三题的研究所建立起来的骈文理论观点，其实是对萧统《文选序》和刘勰《文心雕龙》等为代表的六朝文学理论的重新诠释。因此，乾嘉扬州学派的骈文理论对今日学者研究上述六朝文论的本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尤其是阮元对《选序》“沈思”、“翰藻”说和六朝“文笔”说的研究，自其问世以来即得到普遍承认，至今仍为不少学者奉为解释这两条六朝文论的权威意见。另外，就清代文学研究而言，“沈思”、“翰藻”说和“文笔”说等六朝文学理论在乾嘉时期被重新提出，其身后暗藏着清代学术思想发展的时代动因和内在理路。研究这些学说重现的历史原因及其时代意义，是深入地认识和把握乾嘉文学思潮的可能的途径。　　就第一个方面的问题，本文通过对中国文学起源史的考论以及对《文选序》“沈思”、“翰藻”说及“文笔”说的重释，指出乾嘉扬州学派对三题文论的诠释，无一与六朝文献的本义相符，而是具有鲜明时代精神的崭新的清代文论。质言之，乾嘉扬州学派做出的诠释学研究不是客观诠释而是时代诠释。就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本文将六朝文论的本义与扬州学派文论的本义进行分梳和对比，并结合对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流变历史的考论，提出这样一种全新的观点即:清代中期的乾嘉文章正宗之争，其本质并不是用骈或用散的文章形式的争讼，而是学术思想的今古之争，扬州学派的骈文理论建设的核心在于学术观念的复古更化。　　本文所要探讨的第二方面的问题是乾嘉文章正宗之争与起的历史原因及扬州学派骈文理论的时代精神。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是沿着以下两条脉络展开的。　　首先，乾嘉古学复与运动的历史是逐次在经学、史学、小学、辞章等诸多学科展开的。文章正宗之争作为乾嘉古学复与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与起，从时间上看，是与皖学戴震倡导经学复古前后相承的。戴震发动的经学复古本自建立在对明清科举教育所传播的宋明理学的审视与批判之上，因此，当经学复古运动渐成气候，起而与之相辩难的正是科举教育培养出的士人典型——以方苞、姚鼐等为代表的桐城文派。戴震对科举制度的反思集中在了科举教育对宋明理学的庸俗化上，扬州学派继承了戴震的这一思想并加以延伸，进一步批判科举教育对辞章之学的庸俗化即时文作法对古文写作的渗透。在这一点上，桐城文派“以古文为时文，以时文为古文”的文章作法再一次成为了被批判的典型。由此可见，从皖学戴震发动的经学复古运动到扬州学派发动的文学复古运动，与桐城文派的争论贯彻其始终，其背后正体现着乾嘉学派对科举教育的反思和反动。　　其次，皖学戴震首倡经学复古运动，重提汉儒“实事求是”的治学理念，反对宋明理学过分注重形而上学的倾向，以“实学”即名物制度之学为基础建设乾嘉经学新局。这一新经学建设的思路同样渗透到扬州学派的骈文理论建设当中。正是在戴震“实事求是”的影响下，扬州学派方才提出“以辞为主”的文学理念，反对桐城文派“以理为宗”的论文主张。而主于“辞”与主于“理”的两种不同文学观念，其本质的区别正在于形上、形下之分。　　本文所要探讨的第三方面的问题是乾嘉扬州学派文学研究法。这一研究题目的提出是基于对乾嘉扬州学派古典文论诠释方法的这样一种特点的观察:作为皖学戴震“实事求是”的学术思想的继承者，乾嘉扬州学派也以阐明“古圣人制作本始”作为论学的终极目的。对经典本义的执着追求不但体现在扬州学派的经学诠释中，也体现在他们的文学理论诠释当中。扬州学派对《文心雕龙》及《文选序》等六朝文论的文本诠释，就其初衷而言，是要阐明刘勰、萧统等六朝名家的论学主张，为建设崭新的清代骈文理论铺设理论基石。然而，具体到实践的层面，扬州学派对上述六朝文论的诠释结论却无一与经典的本义相符，而是依托前人的文本框架发挥出的全新的文学思想。最初以“求是”为目的的客观诠释活动最终却成就了对经典的时代诠释，这意味着乾嘉扬州学派的文学诠释学，其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矛盾。　　就乾嘉扬州学派文学研究法的这一问题，本文了提出这样的观点:扬州学派“实事求是”的治学理念转化为具体的诠释学方法论应当具有两个层面的内涵:第一个层面是以文字训诂和名物考据为基础疏通经典文本的语言，将陌生的古人的语言系统转换为熟悉的今人的语言系统，拉近作者与诠释主体的距离;第二个层面是以知人论世的方法逆向考察古人着述的本旨，进而解释经典本义。在第二个层面的文本诠释活动中，由于扬州学派对思想诠释的时代性缺乏清晰的认识，导致了这样的问题即:扬州学派对经典文本的整体性理解并非以整合和把握文本的各局部内容为基础，而是在文本诠释之先即由诠释主体所秉持的时代精神先行给出的，正是诠释主体所持有的这一前见导致了扬州学派的文学诠释从客观诠释出发却终以时代诠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