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外贸正由“扩大规模”的成长期向稳中求质的成熟期转变,外贸发展以结构深化和质量优化为核心。出口复杂度用出口产品中高技术含量产品的占比来表示,反映了外贸的质量结构,经测算,我国制造业出口复杂度整体呈上升趋势,从2008年的20149美元上升至2019年28041美元,增幅达39.16%。随着人口老龄化和生活成本的提高,制造业实际工资水平逐年上升,年增长率保持在9%上下。在整体工资水平上升的条件下,深入劳动力技能结构,高技能劳动力存在超额回报即技能溢价,制造业整体的技能溢价平均水平从2008年1.255上升至2017年的1.491,技能溢价水平不断扩大。因此,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和技能溢价是否阻碍了以出口复杂度衡量的国际竞争力以及具体的影响路径分析。理论层面,在劳动力成本部分中比较优势理论证明劳动要素价格变动引起比较优势转移,效率工资论指出高工资引起效率激励,刘易斯拐点理论认为高工资倒逼外贸结构升级,从而提高出口复杂度;在技能溢价部分发现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取决于高低技能劳动力供求和技能溢价。机制层面,基于本地市场理论中内需与出口的关系,一国的出口结构取决于国内的需求偏好,而国内的收入水平决定了需求偏好,这是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需求升级效应;劳动要素价格上升,企业减少对劳动要素的使用,转而增加资本和技术的投入,最后表现为技术含量和产品出口复杂度的提高,这是要素替代效应;高技能劳动力通过个体技能积累、生产技术吸收扩散和代际传播等机制影响出口复杂度,这是技能溢价的激励效应。将影响出口复杂度的主要因素量化之后构建出实证模型,回归模型主要检验了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劳动力成本、技能溢价与被解释变量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现阶段劳动力成本上升是制造业产品出口复杂度提高的其中一个诱因,长期来看,两者之间呈倒U型关系,当劳动力成本上升超过一定幅度会阻碍以出口复杂度衡量的国际竞争力;技能溢价对出口复杂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要素替代和需求升级效应对不同要素密集度行业的影响存在差异。因此,政府部门要落实对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支持、培育与制造业发展相匹配的高技能专业人才;企业要重视非价格竞争手段、积极创造自主品牌和核心技术、完善技能劳动力薪酬体系和职位晋升体系;从业人员也要将自己打造成复合型人才,形成独特的自我竞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