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翻译学把翻译仅仅看作是从一种文字到另一种文字的纯语言转换,而没有考虑到文本之外的因素。近年来,翻译学跳出了纯语言学研究的樊篱,在社会语言学的基础上从宏观角度来研究各种翻译现象,从而扩大了研究视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转向使翻译研究有了突破性进展,研究者们将目光从语言的转换聚焦到文化的转换上,将翻译置于更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中进行研究。跨学科的趋势则将研究者们的视线从研究译文引向了研究翻译过程。在以上两个趋势的引导下,翻译不再被简单地视为终结品,而是一个受各种文本内和文本外因素影响的复杂过程。著名翻译理论家勒菲弗尔认为翻译是一种改写,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主要受两方面的限制: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意识形态主要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各方面来限制和引导译者的创作,而诗学形态则主要在语文层面上对翻译产生影响和制约。译者往往会对原作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调整,以使其符合译者所处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基于勒菲弗尔的翻译理论,本文结合了严复所处的政治背景和文化背景来分析其作品《天演论》。在采用描写性方法进行分析以后,本文认为严复对原文的改写是受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操纵所致。严复翻译天演论是为了介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来“保种,救国”。在这一爱国意识引导下,严复采用优雅的古汉语,广泛采用归化策略对原文进行改写,以使读者能够接受其作品和良苦用心。勒菲弗尔曾指出翻译作为一种改写形式,是响应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不同文化的不同读者的要求而进行的。严复作品的个案分析证明了这一理论在实践中的适用性。因此,本文认为翻译研究需要同时将文本外因素和文本内因素纳入到讨论范围中。但同时指出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纵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在翻译研究中应避免泛意识形态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