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55年莫姆森发表著作《利益说》从而创设差额说以来,侵权法领域对“损害”终于了统一的概念,完全赔偿原则成为绝大多数国家确定损害赔偿范围的主要原则,其以总财产差额计算损害数额,以主观性作为判断损失范围的标准,将责任构成要件与责任范围分离,以因果关系作为损害赔偿依据,使得完全赔偿原则既能够贯彻侵权责任法的补偿功能,又有助于侵权行为的预防和强化对司法权力的约束,对于一般侵权案件确实合理。但完全赔偿原则存在着适用基础限定于“平等的经济人”之间、责任基础与法律效果的分离导致价值判断上的自相矛盾以及对非财产损害难以适用等缺陷,因此在此后出现了过错相抵、最高额赔偿限制、惩罚性赔偿、公平责任等制度对其进行弥补,但近年来出现的“平民撞豪车”、“好意同乘”等案件使法学界再次关注到了完全赔偿原则的不足。我国在个别的司法解释以及案例中已经对完全赔偿原则进行了缓和。参考域外理论、立法、司法经验可以发现,对于完全赔偿原则进行缓和实有必要且已为世界多国所采用。完全赔偿原则在缓和模式上有生计酌减、公平酌减以及比例责任三种方式被广泛采用,生计酌减与公平酌减两种模式立足于完全赔偿将严重影响侵权责任人的生计与将严重有失个案公正的两种情形,酌减模式的域外实践经验丰富、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强,且两者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而动态体系论下的比例责任虽然能够做到个案法益平衡,使得损害赔偿极具弹性化,但其灵活、复杂程度将远超预期,可能会严重损害法的安定性。因此,在维持完全赔偿之原则地位下,在要求侵权责任人履行完全赔偿责任将严重影响其生计的情况下,若侵权责任人的生计价值高于被侵权获得完全赔偿所保护的价值、被侵权人有能力承担部分损失且侵权行为人主观非故意的的情况下可采用生计酌减制度,根据侵权人与被侵权人的经济收入能力、侵权人年龄、被侵权人的意愿、保险状况等考量因素决定酌减的幅度。而在完全赔偿将严重有失个案公正的情况下若赔偿金额较大且非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况下,可采用公平酌减制度,根据侵权行为人的主观过错程度、当事人之间的法律、事实关系、损害标的特殊性与损失的可预见性状况等考量因素综合决定酌减的幅度。根据酌减缘由的不同而区分不同的构成要件和考量因素从而区别适用生计酌减与公平酌减,并且,两种制度也可因为适用要件的同时满足而同时适用,这两者共同作为例外制度缓和完全赔偿原则的僵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