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以及《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一经提出,就迅速引起了广泛争议。“两报一刊”社论不可避免地将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推至风口浪尖,一时间批评之声也将矛头对准华国锋本人。1976年,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人抓捕“四人帮”后,国内外敌对势力发起了“非毛化”、“军事政变”的质疑,趁机制造矛盾,扰乱局势。而“两个凡是”的提出,就是高举毛泽东伟大旗帜,继承毛泽东遗志,团结全国人民,稳定局势,发展经济,实现国家安定团结的局面。但由于表述本身的绝对性以及高层意图与民间信息接收的差距,“两个凡是”产生了与之相悖的社会理解,对华国锋的误解也延续至今。但事实并非如此,从提出过程来看,“两个凡是”前后三版:李鑫为华国锋准备1月份召开的中央党政机关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两报一刊”经典版本以及华国锋在1977年3月份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三次稿件皆由李鑫起草,并且都是出于高举红旗,稳定局势的需要。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华国锋接受邓小平提出的用“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表述,结束了“两个凡是”的提法。自粉碎“四人帮”以来,邓小平、胡耀邦、胡绩伟等一批批老干部先后复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件、陶铸案件等一批冤假错案得以平反,错划右派分子的改正工作都基本结束,“真理标准”问题在全国讨论中得以解决。种种结果表明,身为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非但没有阻碍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干部复出及冤假错案的平反,而是积极推进了“文革”遗留问题的解决,从而保证了两年的平稳过渡,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创造了自由、民主的气氛,为改革开放创造了稳定的政治环境。“两个凡是”并非华国锋大搞个人崇拜,阻挠老干部复出的“罪证”,华国锋1977年3月份提出“两个凡是”也不是拖延冤假错案的平反。1977年的“两个凡是”让华国锋备受非议,而两年过渡时期的华国锋做出的种种行动算是对自己意图的最好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