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尤其是迈入新世纪之后,2000-2010年间,居民消费率由46.9%下降到35.6%,总消费率也由63.3%下滑至48.5%。尽管从2011年至2018年间,居民消费率稳中有升,但仍未超过40%,并且远远低于国际平均60%以上的水平。不仅如此,多年来,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居民消费差距不断扩大。理解消费平滑(Consumption Smoothing)的形成机制,把握家庭消费的平滑渠道,这对于当前我国构建居民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经济转型期,研究家庭在面对各种不确定性时的消费波动对于理解当前我国宏观的经济增长以及构建更加全面的社会福利网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以中国家庭消费平滑为研究对象,基于详实的微观调查动态面板数据,综合考虑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系统研究中国家庭消费平滑的地区差异性,并探究造成这些差异的主要根源。为了进一步分析影响家庭消费平滑的不同渠道,本文还分别从家庭、社区以及政府这三种平滑消费的渠道中选取劳动供给、同群效应与失业保险等三种影响机制来进行深入探讨。首先,本文通过讨论中国家庭消费平滑的区域差异,去探究造成这些差异的主要根源。为此,文中利用风险分担模型构建了测算家庭当期消费平滑能力的指标,并运用了微观调查数据,从家庭、社区和政府层面出发,比较分析东、中、西部地区以及城乡之间消费平滑差异。研究结果发现,东部地区家庭的消费平滑能力最强,中部次之,西部最弱,并且城镇家庭的消费平滑能力也要强于农村家庭。消费平滑区域差异的主要根源是来自于家庭自给与国家政策层面,尤以家庭净财产和政府补助的作用最为突出;而劳动供给与社会福利并没有给家庭消费平滑能力带来显著影响。社区层面上的社会交往则对缩小地区间消费平滑差距起到显著正向作用。这说明亲友往来越紧密,越能增强家庭抵御外来风险冲击的能力。一些其他因素如户主学历、家庭规模、小孩数量以及区域金融比率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平滑能力的大小。其次,在家庭内部平滑消费渠道层面,本文以家庭劳动供给为着力点,在双薪生命周期模型的基础上考证了家庭劳动供给对消费平滑的影响机制以及与其他平滑渠道的相互联系。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妻子的工资收入冲击,家庭劳动力供给带来的平滑消费效应更加突出,而对于丈夫的工资收入冲击,往往需要借助家庭资产积累等渠道多管齐下,才能进行更为有效的消费保险平滑。针对不同年龄组而言,30-47岁这个年龄段的夫妻具备更强的劳动力供给自身平滑消费的效应,财富的平滑效应对处于48-60岁之间中老年夫妻的家庭更为突出,而20-29岁的年轻夫妻是国内消费大军中的“弱势群体”。此外,我们还发现税收冲击对不同类型家庭劳动力供给平滑消费能力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高收入群体没有显著提高自身消费倾向,而低收入群体也没有受到税改再分配效应的刺激,只能更多地依靠金融市场与亲友借贷去维持消费平滑。然后,在社区平滑消费渠道的层面,本文研究了同群效应对于家庭消费的影响及作用机制。通过构造合理的家庭消费决策模型,推导出相关的计量方程组,进而利用CFPS的数据得到微观实证结果。研究发现,同群效应对家庭总消费依然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具体而言,在总体样本中,社区平均支出每上升1%,家庭总消费就提高0.831%;在城市样本中,社区平均支出每上升1%,家庭总消费就提高0.588%;而农村样本中,社区平均支出每上升1%,家庭总消费就提高0.890%。此外,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我国居民家庭消费的同群效应既没有受到群分效应的影响,也没有受到风险分担机制的影响。与此同时,家庭消费也并不存在明显的“炫耀性”动机。最后,在政府平滑消费渠道的层面,本文检验了失业保险金对消费变化量的影响。研究表明,无论是以食物为代表的各分项消费还是总消费,失业保险金替代率对失业者消费变化量的影响不显著。失业者主要依靠以储蓄和净资产为代表的财富积累来平滑消费。但对于长期失业者而言,失业保险金提高1个百分点,失业者食物消费下降量将减少53%到74%;对于消费下降最大的群体而言,食物消费下降量将减少16%。这表明真正受益于失业保险金制度的群体极其狭窄,中国失业保险制度待遇支付端“救助”的特征较为明显。失业保险金对平滑消费影响不显著的原因主要是源于我国失业保险制度目标不合理,覆盖率较低,失业保险金待遇水平较低。为此,建议重塑我国失业保险的制度目标,提高覆盖率,提高失业保险金待遇标准,完善失业保险制度。本文所做的贡献和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研究视角上,与国内关于家庭消费平滑渠道的研究多限于外部环境或者宏观层面上的理论实证分析不同,本文综合考虑了家庭内部与外部的消费平滑渠道,比较分析了家庭、社区和政府等三个层面的影响程度。二是研究方法上,本文将双薪生命周期模型应用于家庭消费平滑的研究,并把家庭内部的劳动供给与外部的同群效应都囊括在其中,克服了计量上的“内生性”;在国内学术界首次将Oaxaca-Blinder分解应用于研究家庭消费平滑的区域差异性分析之中,这些都为家庭消费平滑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全新视角。同时,我们在研究过程中还运用了比较矩估计和自助法等先进的计量经济学方法。三是研究应用上,一方面,通过我们的研究,可以深化人们对中国家庭消费平滑问题的认识,引导家庭扩充自身消费平滑的渠道,例如可以通过营造公平的劳动力市场等措施,从而提高家庭消费平滑的能力,最终提升家庭通过消费平滑而带来的主观幸福感。另一方面,本文的研究可以为政府相关财政及福利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从而使得提出的政策建议更有针对性,政策措施更具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