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是继春秋战国之后又一个天崩地解的历史转折时期。颜李学派是这一转折时期诞生的理论学派,该学派的创立者颜元及其弟子李塨、王源、程廷祚为该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是清初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哲学家,伦理学家,反理学思想的先锋代表。本文以这一学派的伦理思想为研究主体,从学术史的视域,探讨颜李学派伦理思想中的人性论、义利观、习行修养方式、经世致用思想的内在逻辑与理论内容,揭示其学术兴衰的缘由及其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本文共分六个部分:
　　 第一章,主要论述颜李学派产生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研究其学派构成、师承关系及其学派的理论特色。本章首先着眼于颜李学派产生的历史背景。明清之际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矛盾,特别是封建地主阶级同农民之间的矛盾以及不断激化民族矛盾,使明王朝的腐朽统治更加摇摇欲坠;在经济上,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在封建经济的母体中生长,新兴市民阶层开始出现,并积极寻求自身的利益;在思想上,西学的传入为当时思想领域吹进了一股新风,拓展了国人对于自然科学的新视野,长期重农抑商的传统得到改善,工商与农业并重的新观念开始传播。思想家们将学术研究的范围扩展到了自然、天文、地理、兵革、医学等方面,开始对宋明理学进行反思批判。颜李学派诞生于这样的背景之下,并成为清初反宋明理学思潮中最坚决的一支力量。本章还分析了颜李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人生之间的师承关系以及该学派的理论特色,即功利性、实践性和前瞻性。
　　 第二章主要论述了颜李学派伦理学思想的哲学基础:人性论思想。颜李学派的人性论继承孟子性善论,主张人性一元论,主张人性“无恶说”。这种人性论主要是针对当时程朱理学的人性二元论和“倡导存天理、灭人欲”的传统而建立的。颜李学派的人性论肯定了人性无恶,人欲合理,成为了该学派“正谊谋利,明道计功”的义利观的理论基础。认为恶存在的原因是“引蔽习染”,认为人性是可塑的,强调发挥人的道德修养的主观能动性的重要,从而为其道德修养和教育理论提供了理论依据。然而,这一人性论没有科学地回答人性的社会属性问题;在论述人性中的恶是由于“引蔽习染”造成的理论时,其分析比较肤浅,没有对性恶产生的根源做出进一步分析。
　　 第三章论述了颜李学派的义利观。颜李学派的义利观是在反思孔子“以义制利”、孟子、“贵义贱利”,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宋明时期“利不可言”、“存天理、灭人欲”等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它适应封建社会走向晚期、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开始萌芽的社会变化,对阻碍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程朱理学的义利观进行了批判,提出“正义谋利、明道计功”的义利观,凸现、肯定了个体利益的合理性。在道义与利益之间的辩证关系上,提出了具有创造性的思考,在中国古代“义利”之辨的历史上享有重要的学术地位。
　　 第四章阐述了颜李学派理想人格的教育方式。在梳理了从先秦开始历代理想人格的具体内容和培养方式的基础上,论述了颜李学派“经世致用”的理想人格及其教育理论。从理论上具体分析了颜李学派理想人格——圣贤设立的理论依据,即人性论方面的理论依据和义利观方面的理论依据。最后,集中论述了颜李学派圣贤培养的具体方式——习行。颜李学派针对宋明理学主静的修养方式对社会所产生的贻害,推崇实践“躬行”,即无论道德教育或是道德修养,都需要在实践中展开。因此,围绕社会道德教育和个体道德修养两个方面,论述了习行的理想人格培养方式的具体体现。其理想人格和人才培育模式,黜空谈静修,重实践和验证,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第五章以文本分析的方式,阐述了颜李学派伦理思想体系的最终目的,即“经世致用”思想在其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内的举措。在《存治编》中,颜李学派主要分王道、井田、治赋、学校、封建、宫刑、济时、重征举、靖异端等九个部分来论述其经世致用思想在国家治理制度上的具体体现。在政治方面,颜李学派力主恢复“封建”,改革人才培养方式,取消八股取士制度;在经济方面,颜李学派针对当时土地兼并的状况,提出实行井田制,并且该学派还主张改革税收制度。在田租税收方面,颜李学派坚决反对货币租赋,并陈列了货币地租带给人民的弊端。在商业问题上,颜李学派反对传统的抑商政策,提出了一种类似于近代的所得税的制度。这一制度的提出,可谓是世界商业史上前无古人的理论,对于积极发展工商业,增强国家国力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颜李学派的具体举措,具有“复古”的形式。然而在内容上适应了历史时代的经济发展需求,具有新时代特色。
　　 第六章,通过与同一时期亚当·斯密的伦理思想进行比较,揭示了颜李学派伦理思想不为中国明木清初时期历史所选择的原因,以及该学派伦理思想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本章在前几章完整梳理分析颜李学派伦理思想的基础上,将视野放诸世界范围内,分析了颜李学派和亚当·斯密在理论上的相似之处:在人性论问题上提出了人性无恶,肯定了个体利益的合理性和社会利益的重要性,并积极寻求个体利益同社会利益之间关系的调节方式。在此基础上,本章进一步在制度、文化传统、个人境遇等几个方面的差异上分析了颜李学派同亚当·斯密伦理学理论命运迥异的缘由。认为在制度方面,中国当时的大一统制度,在极大程度上制约了封建经济母体内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资本主义在中国早熟却极不成熟,导致了同资本主义经济相契合的理论不可能为历史所选择的结果。在文化传统上,由于中国长期重农抑商的传统和士大夫阶层的思想家介乎于主人和奴仆之间的强烈的国家主人翁意识,以及颜李学派第三代传人程廷祚生活时期的文字狱运动,使得颜李学派略具实用的伦理思想,终究不敌宋明理学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有用性”大,为中国历史所搁浅。从个人境遇方面看，由于亚当·斯密颇受欧洲当时自由主义、重农学派和同时代思想家的理论影响,而颜李学派却亲历了朝代更迭,战乱频发的乱世,其理论所追求的重心虽然相同,但却受到不同社会的不同待遇。
　　 纵然颜李学派的理学没有成为清代历史最终的选择,但是该学派重击清初宋明理学的桎梏,打开理性天窗;其创始人颜元所主持的漳南书院,代表了现代教育模式的趋势,其教育理念包含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因素,其体育同道德教育的关系理论对青年毛泽东有着深远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颜李学派的人性论和义利观方面的理论,肯定了人性之善,确立了合理个人利益的理论地位,同时也提出个体利益同国家利益具有一定的一致性,主张通过义来控制利。这些理论不仅在当时具有革命性和先进性,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突出的现实价值。它虽然被没落和封建统治阶级冷落和压抑了,但并没有被历史所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