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明一代，学术界影响深远且重要的一派即是阳明心学。明中期王阳明提出良知学，在朱子学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领域成为朱子学之外另一大学术思潮。阳明心学在阳明去世后，得到阳明后学的极力倡导和推崇，阳明学空前繁盛。明末阳明学进入第三期，周汝登是其中代表人物之一。
　　 阳明学在思想界盛行的同时，佛教在明末也受影响而复兴。整个思想界呈现出融摄儒佛的潮流。阳明后学中不少学者近禅而被学界称为狂禅，遭到批判。但是简单以狂禅概括明末阳明后学的整体情况则失之简略，无法反映当时思想界的新动向。
　　 周汝登，人称海门先生，生活于明末万历年间。海门出生于浙江嵊州，虽游宦于全国各地，但其主要讲学活动于江浙地区。《明儒学案》将海门列入《泰州学案》，认为海门为近溪先生门人。但根据文献记载，海门虽受近溪先生影响，但却师承龙溪先生，应属于浙中学派。海门亦是以继承、宣扬、传播阳明、龙溪之学为己任，特别是大力为无善无恶说作辩护。
　　 海门思想是以儒家立场，会通儒佛。海门所学为阳明学，但也吸收了朱子学思想。同时海门不断与佛教界人士交游，研习佛学，其佛学水平极高。海门始终自觉处于儒学立场，但无论形式上或是内容上，无论表面上还是实质上都不排斥佛学，并且积极吸取、模仿、学习。
　　 按融摄的层面不同，儒佛相融可以分为义理上的融摄、思维方式上的融摄和话语上的融摄。义理上的融摄是指对佛教本体论、心性论、工夫论的融摄。思维方式上的融摄是指对佛教圆融、体用不二思维方式的融摄。而话语上的融摄是指使用佛教话语体系和言说方式，将佛教话题作为儒学的话题而加以讨论。宋以来理学家融摄佛教主要是以义理上的融摄、思维方式上的融摄为主。而到了明末，学者融摄儒佛，普遍是话语上的融摄，直接采用佛教用语和言说方式。儒佛二教人士可以讨论同一话题，使用同一话语体系，引用同一经典。
　　 海门提出儒禅不可合、不可分，并将儒佛两家作类比。海门不预设儒禅有两种不同的道的区隔，而将之视为一道之表现。海门参与探讨佛教问题，如生死关切问题；重视佛教之文，著有《佛法正轮》，阐发儒禅之间关系；采用禅宗话语体系及言说方式，如禅宗一类机锋的言说方式，并引用大量佛教典故、比喻和禅宗公案。
　　 海门的良知论是融合佛教真知论。海门之学是心学。对心的描述，将之作为本体来把握。但这一本体不是宇宙论意义上产生万物的本源之物，而是表明其作为本然性、本来性的事物。海门将阳明所说之心推至自心。宇宙的存立充盈、天地的包含遍覆等，都是基于自心而成就的。
　　 海门将良知简化为知，提出良知即甚知。“甚”突出点明知的重要性，表明两方面含义。一为良知无所不知、无所不包，其所知为最全的，已为知之极处。二为良知乃至极所在，最高的终极所在。海门师承龙溪，故亦持良知现成之观点。良知现成即是强调良知是现成的。海门持圣凡本质无别，圣凡之别在于是否能修养作工夫。海门也持万物一体论。
　　 海门提倡无善无恶论。在南京讲会上，周海门与许敬庵关于无善无恶说有一场争论。海门阐发天泉证道“四无”之旨，而敬庵对此有异议。海门提出发心性处，善率不与恶对待；为此无意之善，乃真为善；无善无恶乃祖述圣门宗旨。无善无恶肯定超越经验层面善恶的至善，海门认为经验层面恶来自习心。海门以儒家本体之有，融摄了佛教无的思想，表现为工夫上、境界上的无。
　　 在工夫论上，海门强调即悟而修。悟道不需要一个渐进过程，道是不可分割而必须一次完成的。在悟道的同时，需要不断的修养，慢慢逐一消除习气所染。此与唐圭峰宗密顿悟渐修论也有关联，也是明末佛教的一大趋势。在修养工夫上，海门认为工夫有两层含义：一为着实工夫，境缘上勘磨，也就是工夫要有切实的落脚点，实实在在针对具体对象做工夫，而非空论工夫。一为自然功夫，即不涉人为安排，强调良知的本然之觉。海门强调自得，并提出反观自照，突出了对自身良知本心的考察，使万物契合良知本心。
　　 海门提出做工夫前要立志、立信、勇猛精进。此三者为做工夫之必备条件和前提，在工夫开始时首先便要确立，并贯穿于整个过程中。
　　 儒学本是重教化之学。儒家学者以教化社会民众为己任。儒学又是重行之学，关注人以道德的方式参与人伦生活。阳明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民间化倾向。海门提出孝弟来教化民众，此为生活切实处，又贴近普通民众之日常生活。海门认为举业即德业，习举是日常生活中扫洒应对，对修德成圣之学无所妨碍。海门将改过迁善作为自己每日之工夫，并以之教育他人。讲学是儒家教化民众的重要手段。海门不仅从理论上大力提倡讲学，自己也全力投入讲学活动中。在明末功过格在民间流行，海门为倡导者之一。功过格为一种简单而带有“迷信”包彩的积累功德的册子。功过格设想出报应运作的图景，并以众神存在作为监督者为基础。
　　 海门作为阳明学第三代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充分推动了阳明学的发展。其后尚有陶望龄等阳明后学及刘宗周等学者继承阳明学，但随着明朝的灭亡，阳明学也逐渐沉寂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