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作为最活跃、最容易创新但也最容易发生异化的事物,既是经济社会赖以发展的资本动力之源,也是最容易将一切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摧毁的最大推手。因此,需要系统有效的金融监管体制发展金融之“善”、控制金融之“恶”。但一次次金融危机的发生表明,金融监管在预防或应对金融危机时的捉襟见肘,不断引发人们对金融监管体制的长期研究和探讨。对国际金融危机或金融风险事件发生根源的追溯表明,分业监管体制下各自为政、固步自封、争功诿过、不协调或协调效果差是造成金融危机或风险事件的主要原因。而在面对金融问题“外溢化”与“超边界化”的发展时,基于监管合并成本、历史因素及金融安全问题复杂性的权衡与考虑,统一监管也存在种种弊端,同样不能彻底有效地解决金融监管面临的问题,无法有效应对金融发展带来的巨大风险挑战。相比之下,在深化以分业监管为基础的金融体制改革面向上,加强金融监管部门间的协调合作既能以较小的改革代价和改革阻力实现平稳过渡,又能有效地解决多部门监管带来的问题和弊端,是一种更加现实可行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日益迸发出制度功效。金融监管协调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金融监管组织及监管人员关系的合理配置与调适,以引导其达成国家所指向的金融监管目标,提高监管效率和效果。从行政组织视角看,金融监管部门作为典型的科层制主导下的组织机构,其优势是分工和专业化,但分工和专业化在监管实践发展的同时,必然会产生监管空隙和监管抵牾,在这样背景下,金融监管协调是金融监管体制不可回避的问题。科层制组织模式下的金融监管协调具有两个特点:一是诉诸于上级监管组织权威,如果没有上级的权威,单纯的依靠监管部门的自主自发协调难以实现;二是依托金融信息的横向和纵向流动,监管信息在监管机构间的充分和顺畅流动是实现监管充分性和有效性的基础和保障。但这两点也恰恰是目前金融监管协调走向规范化、程序化和制度化所面临的挑战。从金融监管实践看,金融监管目标的多元化更加剧了金融监管协调的难题。目前,我国平级的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出现需要协调的事项或冲突,最主要诉诸解决的办法是报告给同一上级（国务院）,在其组织、指导和干预下,各金融监管机构共同寻求有效的解决办法。虽然从科层制的内生动力性分析之,科层系统能自动衍生出一定的协调机制和协调制度自发调节金融监管部门间自主性、冲突性与相互依赖性之间的张力,为达成相互协同金融监管决策创造出结构条件。然而,当金融监管部门意识到跨部门协调合作会失去一些自主性,影响其单方面控制监管结果的能力,且还可能受到监管失败的牵连时,便会刻意回避或削弱监管协调活动,导致监管机构实际参与金融监管协调的动力和意愿不足。这就需要更高级的金融监管协调机构,通过构建更加完善有效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来弥补这种缺陷和不足。2017年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标志着我国金融监管协调迈向更高的阶段。但国内外经验表明,分业监管体制下如仅建立顶层监管协调机制,缺乏对宏观审慎监管的统筹把总,在应对复杂的金融风险时可能依然会力不从心。因此,在当前分业监管格局、金融监管机构保持基本稳定条件下,通过金融监管协调弥补分业监管的缺陷和不足,就需要夯实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组织职能和协调功能,使其发挥比“有名无实”的金融监管协调联席机制更有效的金融监管协调作用。未来的金融监管改革方向,要坚持金融监管整体主义的立场和监管功能主义的视角,一方面需要继续改革、完善、升级现有金融分业监管体系,构建与我国金融发展实践相匹配的监管体制机制;另一方面探索建立健全高效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以有效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实现整体金融监管的功效。换言之,要促进和完善金融监管部门间的协调合作,必须不断完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职能和功能,同时在金融监管协调组织确立完善、金融监管协调程序设计、金融监管协调实施机制等方面进行实体化的硬化,加强金融监管协调法律建设,在法律上明确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法律地位和法律职责,增强其金融监管协调的权威性,提高平行金融监管机构间协调合作的能动性、主动性和有效性。具体而言,如何建立适合我国金融业发展实际的金融监管体制及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是一个复杂的命题。为此,本论文主要从五个章节进行论述。首先,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作为一种系统化的组织机制,在本质上就是要以法治化思维予以系统化的构建,因此要阐释清楚金融监管协调的概念、特征、功能和模式及支撑金融监管协调的理论基础,依托对金融监管协调化程度刻画,将世界金融监管协调制度的发展进行阶段化概括,共分为四个主要时期,其目的在于发现影响和促进金融监管协调的动力要素和发展趋向,在此基础上,根据金融监管协调的特点,对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进行类型化分析,以期更加深入的分析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运行特点,为形塑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撑。其次,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法制化在于良善的金融法律政策基础。金融法律政策良善之程度也与金融监管协调之程度呈现正相关性。通过全面梳理总结我国金融监管法律政策发展现状,找出制约金融监管机制的法律和政策障碍,通过对我国金融监管协调发展程度进行阶段化总结梳理,总结发现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运行特点,并对我国金融监管协同度进行实证检验、分析和测算,将其作为金融监管协调因子的度量纳入DSGE模型,以此分析金融监管效果和货币政策效果受监管协调影响下的家庭、银行、生产者以及利率等变化,从而观察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效果。进而管中窥豹式地发现,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存在金融监管协调的法律缺位、金融监管协调的组织功能不足、金融监管协调缺乏具体的制度和程序保障、金融监管协调实施机制不完善、协调实施力度不足等问题,分别对应形成了金融监管协调组织机制问题、程序问题和实施机制问题。在厘清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存在主要问题的基础上,尝试提出我国金融监管协调系统化的解决思路。在金融监管协调组织机制的法律构建上,利用理性化、专长、绝缘、权威等“官僚制的美德”塑造金融监管协调组织,使之呈现出法定性、权威性、独立性、专业化等法制化特性,分析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建立所依赖的监管文化习惯要素、监管资源禀赋要素、监管责任要素、监管技术要素,探究金融监管协调的动力之源。在此基础上,通过对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及国内典型协调组织进行解构性分析,汲取有益制度和经验,对我国中央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协调主体、组织框架、功能定位、运行特点方面进行构建性分析。通过对国外主要国家央地金融监管模式及协调机制的比较研究,淡出我国央地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特色与完善方向。同时在解构主要国家监管协调机制后,对我国中央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地方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成员构成、任职条件、产生程序提出确立和完善思路,并认为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职责和功能落实,必须依托于内部专业委员会的设置与完善,从而夯实金融监管协调的组织基础。在金融监管协调程序的重构上,较为全面地分析并设计了金融监管协调程序机制,阐述金融监管协调程序对保障监管协调顺利实施的前提和意义,分析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启动及动力来源,协调机制发挥作用的形式及适用条件,通过对金融监管协调决策程序要素化、模块化,保障做出金融监管协调决策的科学性、合法性和可操作性,并将协调决策以适当的形式呈现出来并顺利推入实施环节。在金融监管协调实施机制塑造上,在区分不同的金融监管协调实施情景下,对金融监管协调内容进行溯源,对未来发展趋向进行探究,本文认为当下金融监管协调内容主要包括金融法律与政策协调、金融监管管辖范围协调、金融监管行动协调等方面,对金融监管协调内容界定目的在于解决金融监管空白、监管交叉、监管重叠及监管过度等问题。同时,根据金融监管实施特点和重点,将金融监管实施机制细化为金融监管政策立法协调、信息共享与互换、金融监管协助、金融监管联合执法与监察、金融风险预警与协同处置协调、金融监管监督约束等多个实施要素,从而具体化金融监管协调实施。最后,对保证金融监管协调最终效果的监管问责制度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对金融监管问责要件、问责事由及责任形态、问责的主要形式进行阐述和架构,目的在于塑造一个闭环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不断提升金融监管协调的效率与效果,保障监管协调机制的制度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