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宗教发展迅速，尤其是在农村掀起了一股“宗教热”。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研究结果表明，到2005年，我国居民中有宗教信仰的人群占总人口的比重(21.79％)已经超过无神论者人群所占总人口的比重(17.93％)，而在1990年那时我国的无神论者所占总人口的比重却是有宗教信仰者所占总人口比重的8倍。截止到2007年，在我国居民中明确认为自己有宗教信仰的人数已经达到了3-4亿，所占比重20-30％。1990年至2007年，在这17年期间明确信教者所占总人口的比重增长了340.20％，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0.01％。模糊信教者所占总人口的比重增长了48％，年均增长速度达到了2.82％。而在这些信徒中，农村居民占了绝大多数。
　　在此背景之下，本文结合我国居民改革开放以来宗教信仰变化及现状，借鉴国内外居民宗教信仰行为的相关研究成果，遵循理性选择范式，从社会保障的角度研究我国农村居民的宗教信仰行为。本文之所以选择社会保障这个角度，一方面，社会保障这个角度是现有农村“宗教热”现象分析中往往被忽略的因素，另一方面，这个因素也具有很强的政策意义。如果说社会保障在我国农村“宗教热”兴起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那就不能简单认为我国农村宗教的发展是洗脑的结果，通过打压等限制宗教发展并不能完全制止被迫信教、非法恐怖暴力等非正常宗教发展，相反，若通过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的方式有可能遏制非正常宗教的发展。同时，如果社会保障这一因素是我国农村“宗教热”兴起过程中重要决定因素的话，那么就表明了宗教理性选择是存在的，从理论上支持了宗教理性选择研究范式理论。本文研究的问题就是:当人们面临疾病等风险时，社会保障水平的高低对居民的宗教信仰行为是否有影响？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三个相互联系的问题:(1)社会保障水平的高低对居民的宗教选择是否有影响;(2)社会保障水平对居民的宗教参与水平是否有影响;(3)社会保障水平对居民的宗教贡献度是否有影响。
　　本文的研究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国内关于宗教信仰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历史学、哲学、宗教学等有限的领域，从社会学及经济学方面的探讨较少;定性研究宗教信仰的文献较多，而定量研究的文献较少。而本文运用2010年CGSS微观数据从社会保障的角度实证研究我国农民的宗教信仰行为，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国内在社会经济学角度定量研究宗教信仰的不足。另一方面，研究结论对完善我国调控宗教信仰市场机制、加强社会管理、丰富调控宗教手段和促进社会主义新型农村的建设有着直接的政策意义。
　　本文主要分为六个部分。第1章是绪论，该部分主要从研究背景、研究问题、研究意义、基本概念设定、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主要的创新点等方面进行了论述。第2章是文献综述，主要阐述了国外和国内关于居民宗教信仰行为的研究，还对国内外已有文献研究进行了简要评价。其中，国外文献回顾了宗教信仰因素、宗教信仰程度以及宗教对其信仰者的经济实现三个方面;国内文献则主要从个人层面、家庭层面和社会层面三个方面回顾了影响居民宗教信仰行为的因素。第3章是我国居民宗教信仰的变化与结构特征，该部分主要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宗教信仰变化情况，并从信仰结构、性别结构、年龄结构、文化结构和城乡结构方面描述了我国宗教的结构特征及其发展趋势。第4章是实证研究的理论基础、假设与变量选择，该部分分别从理性选择范式、宗教社会网络、宗教家庭生产模型和宗教人力资本模型探讨了居民宗教信仰行为的理论基础，并在这些理论基础上结合以往文献实证研究成果从社会保障的角度提出了本文的两点假设，同时还阐述了数据的来源以及对各个变量具体的定义和说明。第5章是实证研究的模型构建与回归分析，首先是在以上研究假设的基础上构建了三个模型，分别是社会保障水平与宗教选择、宗教参与水平和宗教贡献度之间关系的模型;其次是对模型中的居民的宗教信仰选择、宗教参与、宗教贡献、拥有的社会保障水平、健康状况等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再次是利用OLS、Ordered Logit和Ordered Probit三种估计方法分别对居民宗教选择、宗教参与及宗教贡献进行了回归;最后是以云南省农村居民为例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进一步证实了本文结论的可靠性。第6章是对策建议及本文的不足，该部分结合研究结论提出了针对性对策建议，并指出了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总的来说，本文遵循理性选择范式，在国内外已有关于居民宗教信仰行为的研究基础上，利用2010年CGSS微观数据实证分析了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对我国农村居民的宗教选择、宗教参与和宗教贡献三个方面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当居民面临疾病等风险时，如果农村居民拥有的社会保障水平越低的话，那么他选择信仰宗教的概率就越大;(2)农村居民拥有的社会保障水平越低，那么他的宗教参与水平就越高;(3)农村居民拥有的社会保障水平越低，那么他的宗教贡献度也就越高。因此，通过提高我国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的方式能够显著降低他们选择信仰宗教的概率，缩短其宗教参与时间、降低其宗教贡献度。该结果进一步证实了世俗的社会保障与宗教的社会保障之间存在着某种替代作用，即当居民面临疾病等风险时，如果其现在所拥有的社会保障水平不能化解其面临的风险的话，那么他们便会求助于神灵，皈依宗教，通过宗教获得某种社会保障来规避风险。
　　此外，实证结果还表明:(1)健康状况越差的居民选择信仰宗教概率越大，宗教参与水平越高;(2)民族因素是影响居民宗教行为非常重要因素，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行为更高;(3)在我国农村居民中女性、老年人、文化水平较低人群选择宗教概率更大，家庭成员的宗教信仰情况对其宗教选择有显著正向影响;(4)女性、婚姻不幸、收入水平较低人群宗教参与水平较高;(5)儿时父母宗教信仰行为对其宗教贡献有显著正向影响。针对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了加快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农村公共文化供给，切实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弱化宗教研究敏感性，加强宗教社会科学学科建设和鼓励组织开展有关宗教的全国性的调查等建议，这对于稳定农村社会秩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宗教文化成为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本文的创新点可能有三点:(1)国内外关于从社会经济学的角度实证研究居民的宗教信仰行为尚不多，从社会保障的角度研究更是凤毛麟角，本文从该角度研究了农村居民的宗教信仰行为，选题新颖、具有前沿性。(2)目前，有关我国农村居民宗教信仰行为的实证研究比较少，已有研究也绝大多数采用某个经济发展较为贫困的县市或者村镇的微观调查数据研究，样本选择较小，代表性不强，数据不够全面，不能够整体准确的反映出我国农村居民的宗教信仰行为。而本文则是以全国农村居民为例进行实证分析，并以具有代表性的云南省为例进行了稳定性检验。(3)在以往的实证研究中，存在着遗漏变量的问题，进而会导致明显的内生性。而本文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尽多的控制住了影响我国居民宗教信仰行为的变量，尽最大的可能控制了遗漏变量产生的内生性。当然本文的研究还显得较为粗糙，还存在诸多不足，这有待于今后的深入研究和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