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企业负债水平不断上升,总债务规模持续增大。分部门来看,非金融企业负债问题尤其突出,宏观上表现为总杠杆率较高,企业不断进行“加杠杆”,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微观上表现为资产负债率持续上升,偏离适度负债的经营状态,从而引发过度负债。不同产权性质的非金融企业负债水平有所差异,国有企业存在着“预算软约束”现象以及债务融资的优势,非国有企业则存在着一定的信贷歧视,仅以企业负债率的高低无法准确判断其负债状况的合理性和过度负债的危害性。因此,基于我国供给侧改革提出的“去杠杆”政策和非金融企业负债率普遍较高的背景,从产权性质差异视角,以过度负债问题为切入点,分析产权性质对企业长期、短期过度负债的影响;能够丰富企业横截面差异对过度负债的影响研究,还为深化企业改革,有针对性地实施供给侧改革的“去杠杆”政策提供参考方向。在总结企业过度负债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对过度负债进行界定,选取2008-2018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企业产权性质与过度负债之间的关系,分类度量企业过度负债水平。首先,关于目标负债率预测模型的选择,第一步,将OLS模型与FE模型进行F检验,得出相对最优FE模型,第二步将RE模型与FE模型进行Hausman检验,最终得出最合适的预测模型。然后,关于长期过度负债的度量,以企业实际负债率与预测目标负债率的差值作为衡量长期过度负债的指标,实证分析长期过度负债率对产权性质的回归结果。最后,关于短期过度负债的度量,从偿债风险角度出发,建立面板Logit回归模型,以三年为一个时间跨度,比较分析短期过低利息覆盖率对产权性质对的回归结果。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从产权性质差异看,2009-2018年,产权性质与负债率显著为正相关关系,即国有企业负债率水平更高。第二,从长期来看,产权性质与长期过度负债率显著负相关,说明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过度负债水平更低。第三,从短期来看,2013-2016年,国有企业利息覆盖率低于警戒值1的可能性更大,即国有企业过度负债水平更高,债务违约风险更高,而2016-2018年有所转变,国有企业利息覆盖率小于警戒值1的概率更小,即国有企业过度负债水平更低。这一转变是我国供给侧改革中“去杠杆”政策的实施,对国有企业负债水平产生初步影响。本文尝试在研究方法上进行一定的改进:一是目标负债率的预测方法,为了有效度量企业的目标负债率,引入了经修正的AltmanZ值,从企业特征、财务状况、公司治理、年度以及行业因素多角度全面建立了指标体系,并通过对OLS模型与FE模型进行F检验,对RE模型与FE模型进行Hausman检验,构建最合适预测目标负债率的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丰富了对目标负债率的预测方法研究。二是产权性质与过度负债之间的分类度量,在目标负债率的基础上,从产权性质视角对企业偏离目标负债率的程度进行研究,并分类度量企业长期过度负债与短期过度负债,这一方式丰富了企业横截面差异对过度负债的影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