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俄罗斯联邦是世界上地理面积最大的多民族国家，又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此背景下，深化认识与中国毗邻的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及其诸民族成为中国智囊团为助推“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并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迫切任务，也是丰富中国特色海外民族志研究的紧迫任务。本文将深化对西伯利亚地区人口最多的土著民族—布里亚特民族的认识，丰富中国特色海外民族志研究，并力争在与中国毗邻的西伯利亚区域中实现中俄两国人民之间的人文价值共享，夯实两国民心相通建设的人文基础，助力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另外，本文注重“将边缘置于中心”,从“边缘”审视“中心”，并以反思的视角分析“中心-边缘”互动机制是如何形塑双边的。具体而言，如果不了解俄罗斯“边缘”民族，就不可能完全了解俄罗斯国家本身，因为俄罗斯自建立国家以来，始终是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政体。
　　目前，民族、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相关研究已经成为民族学与人类学最重要的发展趋势之一。其中，民族与民族主义被学界认为是个棘手的研究领域，而作为政治实体的民族国家则被认为是个相对容易的研究对象。学界对民族与民族主义研究虽然积累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但至今争论未断，尚未形成统一的共识。
　　原生论派认为，民族是自然发展的产物，民族的最根本的本质，即“民族特征”，是不会因外界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原生论后来被建构论派学家评为“视而不见”的“肤浅”论述，“是族性和民族主义研究学者持续鞭打的一匹死马”。本文以俄罗斯布里亚特民族为例，将“持续鞭打”作为“一匹死马”的原生论，论证民族不是“天生的”，而是“制造的”。
　　建构论派注重民族的社会建构性，认为民族是“制造的”，而并非是“天生的”，强调民族是经过知识精英的努力以及国家的政治意愿而创造出来的建构体或知识精英和国家为达到某种目的有效工具。建构论是目前族群、民族与民族主义研究的主流理论范式，但它不能充分解释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与前现代族性的连续性问题，从而被认为是“将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理论。为此，安东尼·史密斯提出族裔象征论，强调建构现代民族的前现代族群性。笔者认为，建构论高估了国家的政治意愿，尤其是高估了在多民族国家中建造国家民族的民族意识、民族团结以及激发忠诚方面的形塑力量，未能充分解释亚国家层次的民族意识和跨国族裔联系的持续性。本文以俄罗斯布里亚特民族（亚国家层次的民族）及其民族主义（以自治为目标的民族主义）为例，补充论述亚国家层面的民族对国家和国家制度建造过程中的形塑力量。
　　此外，罗杰斯·布鲁贝克提出民族制度主义论，并强调民族学家不应过多专研“民族是什么”，而是应该致力于作为一个政治和文化现实的民族认同是如何在既定的国家被制度化的。民族认同是有国家的制度塑造的，在把全体社会成员划分为不同民族群体的情况下，认同不取决于经济社会变迁，而取决于制度变迁。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而这种基于民族的社会分野就很容易导致民族主义运动。换句话，制度主义论把分析视角转移到国家制度，而非民族本身。笔者认为，制度主义论具有三个明确的不足之处：1.高估了国家制度对民族的单向塑造能力，忽略了民族对国家的回应；2.片面地强调了国家制度设计本身来论证苏联族裔民族主义兴起的必然性；3.不能充分解释同样具有双重性制度下产生的布里亚特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内的自治共和国）为何没有出现极端民族分离主义的问题。
　　本文质疑制度主义论，以布里亚特民族及其民族主义为例，将论证“边缘”民族是“中心-边缘”互动的产物，而不是国家“中心”单方面的创造物，并提出机制、制度与民族的三角关系模型，即互动机制创造“边缘”民族，国家制度巩固“边缘”民族，“边缘”民族又通过互动机制形塑国家制度。换言之，本文注重“中心-边缘”机制的互动性、国家制度和“边缘”民族的三角关系。故而，单方面地强调国家制度塑造民族或“边缘”民族的自主民族建构工程均不是建构亚国家层次的民族的整体概述。因为建构亚国家层次的民族同时受民族本身和国家权力的双重形塑影响。
　　最后，对理论研究而言，本文以俄罗斯联邦“模范少数民族”—布里亚特民族为例，反思民族理论研究范式问题，补充论述亚国家层面的民族对国家和国家制度建造过程中的形塑力量，提出机制、制度与民族的三角关系模型。本文的创新点在于：1.补充论述亚国家层面的民族对国家和国家制度建造过程中的形塑力量；2.论证机制、制度与民族的三角关系模型，将弥补民族理论研究缺口。
　　对研究选题而言，目前，学界还缺乏高度概括性的理论术语表示布里亚特民族及其认同的属性。本文以参与观察和历史文献研究方法相结合，利用田野调查资料与多语种档案文献，将重新论述布里亚特民族建构工程，并提出高度概括性的术语—“叠层式民族性”表示俄罗斯布里亚特“民族性”（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本文的创新点在于多语种档案资料、本土视角以及“叠层式民族性”概念，以此弥补该研究领域内的缺口，丰富布里亚特民族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