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目的了解女性不孕症患者心理韧性、自我效能、应对方式和不孕相关心理应激水平的现状；探讨女性不孕症患者心理韧性、自我效能、应对方式与不孕相关心理应激的关系,为降低其不孕相关心理应激水平和干预策略的实施提供依据。方法选取2013年6月至2013年12月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和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3所三级甲等医院住院的女性不孕症患者共476例作为研究对象。采用自制的一般资料问卷、Connor-Davidson韧性量表(CD-RISC)、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和生育问题调查问卷(FPI)；采用Epidata3.0录入数据,使用SPSS18.0和AMOS18.0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统计学方法有统计描述、方差分析、Pearson相关分析、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路径分析等。结果1女性不孕症患者不孕相关心理应激得分情况：FPI总分为(159.02±27.28),社会压力维度得分(30.72±7.46),夫妻关系维度得分为(30.21±6.65),父母角色的需要维度得分为(43.09±8.67),拒绝没有孩子的生活方式维度得分为(33.51±8.25),性压力维度得分(21.49±7.93)。2FPI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文化程度、居住地、职业、家庭月收入、付费方式、是否独生女、家庭类型、与丈夫关系、生育压力主要来源方面女性不孕症患者的FPI,总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文化程度、居住地、家庭月收入、与丈夫关系进入FPI总分的回归方程。3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1) CD-RISC中坚韧维度与FPI中3个维度得分(社会压力、拒绝没有孩子的生活方式、性压力)呈负相关(r=-0.257；r=-0.168；r=-0.163,P<0.01)；自强维度与FPI中4个维度得分(社会压力、夫妻关系、拒绝没有孩子的生活方式、性压力)均呈负相关(r=-0.331；r=-0.178；r=-0.155；r=-0.280,P<0.01)；乐观维度与FPI中4个维度(社会压力维度、夫妻关系维度、拒绝没有孩子的生活方式维度、性压力维度)均呈负相关=-0.307；r=-0.163；r=-0.187；r=-0.206,P<0.01)。自我效能平均分与FPI中3个维度(社会压力、夫妻关系、拒绝没有孩子的生活方式)呈负相关(r=-0.264；r=-0.104；r=-0.184,P<0.01)。积极应对与FPI中3个维度(社会压力、拒绝没有孩子的生活方式、性压力)均呈负相关(r=-0.255；r=-0.177；r=-0.170,P<0.01)；消极应对与FPI中4个维度(社会压力、夫妻关系、父母角色的需要、性压力)呈正相关(r=0.120；r=0.135；r=0.149；r=0.209, P<0.01)。(2)坚韧维度与自我效能、积极应对呈正相关(r=0.534；r=0.459P<0.01),与消极应对呈负相关(r=-0.152,P<0.01)；自强维度与自我效能、积极应对呈正相关(r=0.501；r=0.445,P<0.01),与消极应对呈负相关(r=-0.180,P<0.01)；乐观与自我效能、积极应对呈正相关(r=0.401；r=0.392,P<0.01),与消极应对呈负相关(r=-0.113,P<0.01)；自我效能与积极应对呈正相关(r=0.443,P<0.01),与消极应对呈负相关(r=-0.151,P<0.01)。4路径分析显示：乐观对不孕相关心理应激的影响效应最大(总效应值为-0.210),既有直接负向效应(效应值为-0.175),又有间接负向效应(效应值为-0.035)；坚韧和自强维度对不孕相关心理应激均为间接负向效应(效应值分别为-0.057,-0.046)；自我效能对不孕相关心理应激为间接负向效应(效应值为-0.046)；积极应对方式对不孕相关心理应激有直接负向效应,(效应值为-0.175)；消极应对对不孕相关心理应激有直接正向作用(效应值为0.198)。结论1文化程度、居住地、职业、家庭月收入、付费方式、是否独生女、家庭类型、与丈夫关系、生育压力主要来源是女性不孕症患者不孕相关心理应激的影响因素2坚韧、自强、乐观三维度与不孕相关心理应激呈负相关,自我效能与不孕相关心理应激呈负相关,积极应对与不孕相关心理应激呈负相关,消极应对与不孕相关心理应激呈正相关。3坚韧、自强、乐观对不孕相关心理应激有直接和间接负向影响,自我效能对不孕相关心理应激有间接负向影响,应对方式对不孕相关心理应激有直接影响。自我效能、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作为中介变量调节心理韧性和不孕相关心理应激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