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典型的讲究关系和交情的人情社会,这种传统的社会模式造成了熟人之间相互关照、互惠交换的文化习俗,而这种习俗在资本市场上也有明显的延续。社会学上用社会网络分析对社会行动者拥有的关系联结进行衡量,处于网络中心度更高的社会行动者拥有更密集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促进资源流通、互换的现象在公司治理上也不例外。目前,在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中,一个基于连锁董事的董事网络已经形成,处于董事网络战略位置的公司拥有更多的资源、信息,这使得人们对公司董事会治理行为与治理效果的研究有了新的角度。同时,我国A股市场存在的大量非效率投资现象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如何避免非效率投资、提高投资效率越来越被学界、业界关注。本文选择2008-2019年中国A股所有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根据国泰安金融数据库（CSMAR）和中国研究数据库平台（CNRDS）提供的董事网络中心度数据、微观企业特征数据等,实证检验董事关系网络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程度的影响。根据实证结果,本文分析认为处于董事网络重要位置的董事更容易获取利于公司发展的社会资本,这不仅有利于解决投资不足问题,对于过度投资也有缓解作用,因此,本文得出结论:董事网络中心度更高的企业能更好地提高企业投资效率。进一步地,根据企业微观特征,本文按照企业产权性质、企业规模划分子样本进行回归分析;根据企业所在宏观经济环境特征,本文按照企业所在企业所在地市场化程度、企业受政府干预程度划分子样本进行回归分析,研究不同特征条件的企业董事关系网络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更进一步地,本文根据过往文献选出融资约束、高管货币薪酬、社会责任、企业创新四个机制变量,探究董事网络对投资效率影响的传导路径。研究发现:（1）与大规模企业、私营企业、低市场化程度地区企业、受政府干预较多企业相比,小规模企业、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企业、受政府干预更少的企业中,董事关系网络对非效率投资程度的减小作用更为明显。（2）董事关系网络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可以通过减小融资约束、提高货币薪酬激励、提高社会责任感、提高企业创新能力这几条路径传导。为了确保本文得出的结论稳健,在第六章进行稳健性检验。其中包括了内生性检验。此外,也通过分别替换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两种途径对模型稳健性进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本文结论较为稳健。基于我国资本市场已形成董事关系网络,并在公司治理中发挥作用,本文从这个角度探究了其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从研究视角来看,本文区别于从董事微观特征进行研究,而是从中观角度出发将上市公司所有董事会看作整体发挥董事网络的作用。从研究内容来看,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异质性研究与传导机制分析,对已有文献进行了新的补充。本文结果对企业重视董事会建设、合理利用董事关系网络促进公司治理效率或有一定启示意义。另外,从政策制定者角度或可以加强资本市场董事网络的建设和监管,并通过一些结构化政策对不同属性的企业进行更精准的政策引导,从而提高政策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