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型经济形态的数字服务在全球经济衰退叠加疫情影响的情景中展现了强大的生命力。于税收而言,数字服务带来了如跨辖区的非实体交易、高度依赖无形资产等难题。对此,不同国家和组织出台了不同的实践方案以期打击数字服务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行为,尝试构建新征税权分配规则。首先,明确研究定位。在数字经济背景下界定数字服务,从产业角度划分数字服务提供部门和数字服务设施制造部门,并界定数字服务贸易;界定研究范围内的征税权分配规则概念及变革中的征税权分配规则;阐明用户参与价值创造、经济关联原则和新联结度规则等相关理论。其次,立足国内现状。分析我国境内数字服务产业发展规模和结构及数字服务贸易发展趋势;从我国数字服务所得税收政策现状得出存在收入类型认定成本高、缺乏扶持力度和征管技术落后的问题;从传统征税权分配规则在我国的运用上得出传统征税权分配规则内容的局限及国内税制转换上的法律空白和法律衔接问题。再次,放眼国际实践。研究单边、双边、多边形式下应对数字服务税收挑战的国际实践:介绍法、英、印三国数字服务税内容并比较异同;研究联合国协定第12B条款的突破;阐述“支柱一”方案的核心内容与要点,得出其主要变革。在比较分析中得出单边、双边实践方案的弊端,从理论层面、实践局势和未来效果三个角度提出征税权分配规则变革中的“支柱一”是首选方案。最后,引入案例分析。在介绍典型数字服务企业在线广告业务、组织架构和案例基本事实的基础上,剖析传统征税权分配规则下跨境数字服务所得税收争议及数字服务对传统规则的冲击。在此基础上做案例延伸,将“支柱一”方案引入案例,分析新规则在解决数字服务税收问题上的可行性,并对新规则运用做简要评析,从中得出征税权分配规则变革的难点。基于以上研究,结合国内现状和“支柱一”方案评析,提出应当站稳我国立场和做好我国应对的建议。具体而言,一方面,在我国立场上,要研判我国与发达国家“支柱一”适用对象差别;明确我国“走出去”与“引进来”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在我国应对上,第一,要以我国立场为核心,把握国际税收规则竞争空间;第二,要以税制优化为动力,促进“支柱一”的国内转换;第三,要以征管改革为保障,赋能数字服务现代税收治理;第四,要以国际协作为支撑,推动数字服务税收挑战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