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1931-1933年天津《大公报》的社评为主要研究对象，从以下三个阶段考察这段时期内《大公报》对日舆论的主要变化:第一阶段是九一八事变到淞沪抗战，第二阶段是国联委派调查团与伪满洲国成立，第三阶段是热河抗战和长城抗战。并与《申报》、《益世报》等报刊同时期的社评、知识界同时期的言论文章进行对比研究，突出天津《大公报》对日舆论的特点和历史影响。　　《大公报》关注时局变化，及时而全面地报道了日本侵略暴行。在对时局深刻思考的基础上，《大公报》提出了一系列对日方策:第一，面对日本暴行，中国应当“明耻教战”，“缓抗”，站在自卫的立场上积极进行抵抗;第二，为国民政府提出了军事战与外交战相结合的应对方法;第三，对国联和世界各强国抱有希望，期待其能够主持公理与正义;第四，向国人全面而深入地介绍日本历史和国情，同时关注日本内政、外交和军事的新动向，并及时进行报道和分析。　　《大公报》的言论呈现出这样的特点，与其办报理念和所处情势密不可分。《大公报》是文人办报，在“四不”原则指导之下，其所发表的对时局的看法代表了一家之言。《大公报》身处天津，日本侵略势力强大，而日本又以《大公报》作为了解中国动向的重要窗口，故而需要慎重表达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