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既有的研究不同,本研究力图将民间商会这一研究对象放置在政治社会结构之中,而非政治经济结构之中进行讨论。从不同视角进行考察,所获得的结论也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本研究主要采取的是个案研究法,即通过对个案民间商会的深度挖掘来探讨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形态。为此,本研究通过将一家民间商会的发展历程划分为生成、培育与作用等三个动态发展阶段,全景式展现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微观路径。通过个案的完整呈现,本研究发现,国家与社会关系并非从一开始就确定下来,而是经过了一个不断被型塑的过程。在党的十八大以前,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在政府职能转型的背景下被逐渐释放出来。尊重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成为民间商会兴起的共识,这使得许多的民间商会能够在免于政府的行政控制之下而按照治理的逻辑独立发展。随着新一轮脱钩改革的启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紧密关系变得松弛,社会的自主性也逐步增强。与此同时,执政党的全面建设开始对国家与社会关系产生新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一方面,基层党组织在社会中及时补位,填补国家权力在民间商会实时管理中的空白,对民间商会进行统合与引领;另一方面,基层党组织也通过积极发挥政治功能,运用自身政治优势,为民间商会链接发展资源,进而与政府共同培育民间商会。以上影响带来的结果是执政党对社会的统合,这不仅强化了执政党的社会基础,而且在理论上也要求在基层治理中“找回政党”,由此执政党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讨论中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变量。基层党组织的作用不仅于此,本研究还发现,为了实现长期领导社会的目标,党组织能够在短期内迅速将社会阶层整合起来,在基层党组织实现“有形”与“有效”,“组织”与“工作”等双覆盖的党建理念指导下,以模式扩散的类行政化方式推动民间商会的建立,从而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党建对基层治理的引领。这一行动表现预示着执政党将进一步对社会进行整合、引领乃至吸纳的趋势。面对国家角色在基层治理中的变换,民间商会又表现出怎样的态度?个案研究表明,民间商会采取的是一种积极迎合的策略来处理与基层国家力量的关系,并在其引导下主动嵌入基层治理结构中。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脱钩改革下民间商会的资源依赖转向,管理层的党员结构,自身的功能定位等有着密切联系。民间商会对外部环境的适应能力强,以及与国家关系的融洽,是其之所以能够在社会组织中长期保持优先发展地位的重要原因。民间商会的积极态度主要表现在功能与作用的发挥上:一是继续保持基础性功能与赋予性功能的稳定发挥,一是根据制度环境的变化努力调适社会治理功能,在行动和理念上与基层国家力量保持一致。但是与国家和执政党的紧密关联,再度使得民间商会自主性被削弱的窠臼,加之受到中部地区基础条件的限制,民间商会仍存在着互益性不强,专业性不足以及会员内部分化等现实问题。推进基层治理的现代化,应当注重提升民间商会的治理参与能力,强化民间商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资源供给,实现协同主体之间的制度化关联。具体而言:首先,加大政府向民间商会购买服务的力度;其次,打造成熟型的支持型社会组织,以此孵化和培育更多具有现代化治理能力的民间商会;再次,为了提升民间商会成员的获得感,应当强化民间商会的常规功能;又次,配强民间商会及其党组织的班子成员,试行党组织书记与会长一肩挑制度,着力疏通党社互动的结构性阻滞;最后,筑牢民间商会的社会组织协商意识,重新界定民间商会在基层治理中的功能作用,防止走偏走样。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推进,民间商会作为长期受到优先发展的社会组织也将持续发挥重要的和特殊的作用。根据新形势的变化对民间商会的功能与作用进行适度调整既是治国理政的题中之义,也是社会发展的应然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