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WIND数据显示，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2014年后商誉总额开始激增。2018年底并购带来的商誉在上市公司会计报表上已累积至1.31万亿元。作为企业核心能力的体现，商誉变得越来越重要。已然形成了高溢价、高业绩承诺补偿的局面。那么业绩对赌到期之后，上市公司集体商誉减值就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试图从业绩对赌视角下，研究商誉减值决策、商誉减值程度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具体包括三个研究问题。一是经济因素是否会对商誉减值造成影响。本文选取了总资产净利率变动额、营业收入增长率和市值账面比实证检验内外部经济因素对商誉减值的影响。二是业绩对赌协议到期后，业绩承诺完成情况是否影响商誉减值决策。三是国内上市公司计提商誉减值损失是否存在盈余管理动机。
　　本文根据委托代理理论、最优契约理论、盈余管理理论、信息传递理论和过度自信理论，以2009-2018年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建立Logit模型和Tobit模型来验证经济因素、业绩对赌因素与盈余管理动机因素是否会对上市公司商誉减值造成影响，尤其是在当今这种“高溢价、高估值并购”的模式下。
　　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经济因素对商誉减值决策及减值程度有显著影响，公司的经营效果不佳时更倾向于做商誉减值决策，总资产净利率下滑、营业收入下跌、市值账面比下降时，商誉减值比例相应上升。业绩承诺的完成情况与商誉减值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业绩承诺达标率越低，后期商誉减值越大。盈余管理动机因素影响会商誉减值决策，从资本市场动机来看，上市公司存在“洗大澡”和盈余平滑的动机，从高管薪酬方面，高管存在为了满足个人利益而选择机会主义行为的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