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专利实施主体（NPE）是拥有专利权但自身并不使用该专利制造任何产品,而通过一些商业方法去实现专利权价值的实体。NPE提起的专利诉讼,既有合法维权的情形,也有恶意提起诉讼的情况。随着我国市场巨大潜力的进一步开发以及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强,如今我国越来越容易成为NPE借维权之口滥发恶意诉讼的理想之地。NPE恶意诉讼行为对我国司法秩序及企业生产经营秩序都具有潜在的负面影响。然而我国针对恶意诉讼的规制对策仍有待完善。当前学术界对NPE恶意诉讼行为及规制的研究过度聚焦在国外尤其是美国的案例上,对国内NPE相关的司法案例缺少实证调研。本研究在充分明晰NPE定义、NPE恶意诉讼行为性质的基础上,综合使用了规范、案例、数据、比较等多种分析方法,对我国现有的NPE诉讼进行了司法数据调研,分析出当前NPE恶意诉讼存在的现象及其成因,最终总结出对NPE恶意诉讼的规制对策,使NPE在我国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新形势下实现促进科技发展与合法维权协同发展的有益效果。本研究共分为五章。在第一章中,首先对NPE的概念进行了梳理,在类型上,NPE既包括滥诉型,也包括防御型、运营型、研发型;接着,对NPE恶意诉讼行为进行了剖析,将其实施过程划分为专利囤积阶段、目标物色阶段及起诉阶段,并在性质上阐明了NPE恶意诉讼与虚假诉讼、滥用诉权的区别。最后,借由NPE恶意诉讼行为的性质,强调了对NPE恶意诉讼进行规制的必要性。通过本章的概述,研究对象NPE得到了更为直观的性质展现,克服了NPE定义的外延产生的不确定性。第二章着力于对我国NPE恶意诉讼的司法现状进行分析,具体包括对检索的案例进行发展趋势、权利基础、审理结果方面的数据统计。另外,基于统计结果,还分析出我国NPE发起的诉讼的司法现状,包括诉讼总量较少但增速加快、权利基础稳定性较低等情形,并呈现出恶意诉讼的认定标准模糊、诉讼通常具有形式上的合法性、诉讼程序被频繁滥用以及“停止侵害”救济适用过度等特点。本章的现状分析为挖掘恶意诉讼背后的成因奠定了实证分析基础。第三章对我国NPE恶意诉讼现状背后的成因进行剖析。司法实践中对“恶意”的认定缺乏客观标准,加之NPE自身性质导致其的诉讼成本较低,而相关法律制度也为NPE提供了诉讼便利,“停止侵害”的适用又得不到合理的限制,这些现实情况均使得NPE恶意诉讼难以被识别,进一步加剧了其滥发恶意诉讼的潜在风险。本章通过成因挖掘,为后续提出科学的、针对性的对策作出了铺垫。第四章将研究的视角拓展到域外。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基于先发优势,对NPE的规制具有较为领先的研究进展。通过研究美国的《创新法案》、证据开示制度以及英国的律师费用转移制度,美国、英国针对恶意认定的规则,及设立主权专利基金的举措,得到了适当加重NPE发起诉讼义务、准确认定诉讼恶意等规制经验启示,为下文对策的提出开拓了研究视角。第五章在前四章的基础上,对NPE恶意诉讼行为提供了规制对策。为了有效规制我国NPE恶意诉讼行为,首先,应适当增加NPE诉讼成本,包括增加其诉讼费用承担义务、举证和披露义务,以及将NPE恶意诉讼行为纳入严重失信行为惩戒;其次,应完善NPE“恶意”的司法认定,可从NPE是否知悉权利基础存在无效事由、NPE是否滥用诉讼权利等客观行为上判断其是否具有诉讼的恶意;最后,还应提高NPE“停止侵害”救济的适用门槛,在满足特定条件下才予以这种方式进行救济,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遏制NPE肆意发起恶意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