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以来,政府不断提高对能源使用、洁净新能源开发、污染减排和环保治理的重视程度,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新目标、新构想,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未来经济社会建设发展的重要战略布局,将打赢蓝天保卫战作为我国攻坚克难的重要战略任务,在注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高度重视环境保护与污染防治。但在当前财政支出压力增大,地方财政收入增长动力不足的困境下,粗放式的发展增收容易成为地方政府的应急之策,地方经济发展模式很难完成向“高质量、低污染”发展的转变。因此,在财政收支不平衡的压力下,既要注重将压力转化为地方经济增长动力,也需要关注地方环境治理与企业污染排放约束。本文聚焦于我国取消农业税这一财政减收冲击,分析地方财政压力变化对企业排污的影响。《中国地市县统计数据》显示,取消农业税改革削减了地方近10%的税收收入,这无疑是对地方财政压力的巨大冲击,也是本文选择以取消农业税作为财政压力冲击指标的现实依据。基于1998-2007年工业企业数据、企业排污数据和强度类双重差分方法,本文的研究发现:地方财政压力增加既会在整体上诱发企业增加其排污行为,其冲击力度的差异也造成了明显的地区企业排污差异,表现为各县区间的财政压力冲击差异每增加10%,企业排污水平上升约6%。在努力排除遗漏变量和选择偏误的内生性影响后,回归结果显示,在更为外生的条件下,地方财政压力冲击每增加10%,企业的COD和SO2排放量水平将分别上升3.36%和3.32%,农业税取消的财政压力冲击平均上导致企业排污提高了近8.04%。在剔除特殊企业样本、更换被解释变量以及回归估计方法等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下,本文的基本结论依旧得到了有力的经验证据支持。异质性分析发现,本文的基本结论在地区财政自给能力之间、企业规模之间以及行业污染水平之间均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地区差异中,在财政自给能力高的地区,企业排污行为并未显著受到地方财政压力冲击的影响,地方财政压力冲击的污染效应更集中在财政自给能力低的地区。在企业差异方面,地方财政压力冲击对规模较大企业和高污染行业企业的影响更为显著,对较小规模企业和低污染行业企业的影响非常有限。在进一步的机制分析中,本文验证了地方财政压力影响企业污染排放的三个中间机制。地方政府在消化财政压力过程中对工业产业的依赖是影响企业污染排放的重要因素,而地方政府对工业产业的依赖又会进一步促使地方政府放松环境规制,进而加剧了企业的污染物排放。税收征管也是影响企业排污的重要方面,较强的税收征管会导致企业有更大的削减污染处理成本的动机,从而进一步扩大地方政府工业依赖所带来的污染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