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公立医院在我国的医疗服务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随着新一代数字技术在临床诊疗应用场景日渐成熟,我国大型公立医院的数字化投资规模普遍在逐年增加,但各家医院的科研创新绩效却参差不齐。为此,本研究将揭示不同类型的数字化投资与辅助资产投资、组织内部环境因素的协同作用机制,为大型公立医院数字化投资赋能科研创新提供决策支持。本文从组织资源的视角出发,借鉴权变理论,假设数字化投资、辅助资产和组织内部环境因素共同影响组织的科研创新绩效。这些因素之间的复杂交互作用,可能导致“殊途同归”的组织创新路径。本研究以国家卫健委直属的56所公立大型医院作为案例研究对象,整合了这些医院在2016-2019年期间的数字化投资、内部运营、外部评价以及科研创新绩效等数据,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fs QCA）方法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大型公立医院的数字化投资对其科研创新绩效的赋能作用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取决于和组织内其他因素的协同作用。具体而言,当医院在科技条件、规模或成立时间存在短板时,可通过减少服务外包投资并重点增加临床类数字化投资来促进创新绩效。当已发展为科技条件优越、规模庞大的老牌医院时,可拥有高创新绩效,但依然可通过运营管理类数字化投资和数字化辅助资产投资来更进一步提高其创新产出。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从理论角度出发,首先,本研究从全局视角对医疗数字化投资进行了类别划分,对现有医疗数字化研究进行了补充和扩展。第二,该研究从创新产出视角出发,对医疗领域的组织创新进行了扩展研究。第三,本文基于集合理论和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结合多要素的协同作用,来重新审视数字化投资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从实践角度,各医院可根据医院所处的发展阶段及条件制定合适的数字化投资策略。科技条件或规模存在短板的医院,需要重点投资临床类信息技术,并减少数字化服务外包的投资。在资金充裕的情况下,各阶段的医院都可通过运营管理类数字化设备以及基础设备、教育培训等方面的投资来进一步促进科研创新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