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与人类社会相伴相随,其治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随着对贫困认知的不断扩展,贫困的不同面向得以揭示。工业化、城市化以来,随着贫困问题的凸显,对贫困的专门研究,社会分工的细化,以及国际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女性独立意识增强,性别与贫困的关联性特征得以发现和重视,贫困女性化概念提出并得到广泛讨论,性别从而纳入贫困研究视野。社会救助作为反贫困的重要机制,应对女性贫困这一现象给予积极回应,由此,国际社会为缓解女性贫困和促进性别平等而进行了针对性政策设计,如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小额信贷等。事实上,我国传统文化中“男主外,女主内”等糟粕根深蒂固的影响,就业市场上的性别歧视、性别职业分工和性别工资,退休年龄一致化的讨论,缺少家庭支持政策等,均表明我国存在贫困女性化的深厚土壤和诱因。随着我国反贫困战略从反绝对贫困向反相对贫困转变,女性的相对贫困问题更为突出。在家庭结构脆弱化和离婚率不断提升的现实背景下,单亲妈妈、老年独居、离异独居等家庭增加,其面临着很强的脆弱性和贫困化风险,而我国社会救助政策体系和分类救助讨论中对此却鲜有关注。贫困形势的复杂化,困难群体多元异质化的救助需求,以及共享发展理念和民生保障目标的提升,都迫切地要求我国社会救助体系对各种贫困现象予以重视和回应。因此,文章尝试从性别视角对我国社会救助进行审视,在调研分析和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缓解女性贫困的相关建议,以期完善我国社会救助体系。成都作为新一线城市,在社会救助领域的探索走在全国前列,在我国社会救助的发展中具有一定代表性。从国际经验来看,女户主贫困在女性贫困中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其贫困程度更深,更容易陷入贫困和更难以摆脱贫困,因此本文选取成都市低保女户主家庭为研究对象,借助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分析其贫困现状和救助需求,在反思社会救助存在不足和分析原因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和社会救助发展实际,以点带面,提出预防和缓解女性贫困的对策。研究发现低保女户主家庭存在收入来源单一且收入支持有限,资产不足与健康状况严峻,难以就业和社会参与不足等困境,对托育、养老、医疗、护理、精神慰藉等服务性需求尤其突出。此外,与国际贫困女性化理论假设女性作为照料者从而导致贫困的逻辑有差异的是,我国低保女户主受助群体绝大多数为被照料者,其中不乏精神、智力和肢体重度残疾,受助群体特征的差异或与我国救助的低标准和严苛的劳动力鉴定有关。面对低保女户主家庭的各项救助需求,我国社会救助体系还存在很多不足,如救助标准低导致缓贫效力有限,难以满足生活型需要和发展型需要,救助政策性别关怀乏力,社会服务缺失以及救助递送专业化程度有限等。虽然近年来社会工作介入社会救助中逐步关注到女性贫困这一话题并进行了救助探索,但受制于社会工作发展有限和对女性救助的关注度不足等缘故,我国社会救助在应对女性贫困现象上效力有限,还需给予重视,进行改革完善以有效应对女性贫困这一贫困新形势。应对女性贫困的社会救助政策改革,应采用参量改革而非系统改革,将性别因素纳入救助政策考量,从而迈向社会性别主流化的社会救助。在救助环境和基础方面,需要营造性别平等的文化环境,建立基于性别分组的贫困和救助信息统计,从而为监测和改进性别平等提供数据支撑;在收入支持方面,需要逐步提高救助标准,同时探索残障群体就业新途径;社会工作介入社会救助是社会救助改革的必然趋势,当前应完善购买社会工作服务体制机制,借助社会工作重构和完善贫困女性的社会支持体系;在服务救助方面,要发展养老托育和护理服务,发展照护社会救助项目,坚持服务供给的公益性普惠性导向,促进社会服务社会化供给;最后,还需加快推进社会救助立法,促进社会救助法制化建设,强化政策宣传,以及提高基层救助服务队伍服务能力和服务素养。当然,鉴于女性贫困的隐蔽性、复杂性和治理的难度,迈向社会性别主流化的社会救助不应期待快速、经济或永久的解决方案,更需长久而持续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