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城市作为我国经济活动的重要载体,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器。土地资源无疑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保障,然而,城市的土地资源配置却深受地方政府行为影响。在财政分权和晋升激励的制度背景下,地方政府对城市经营性建设用地采取不同的出让策略,即低价、过度性出让工业用地,高价、限制性出让商住用地,造成严重的土地资源错配,抑制了产业结构合理和转型升级、技术创新,进而制约了我国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亟待通过改善土地资源错配现状,提升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加快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促进技术创新,从而提升我国的绿色发展效率水平。本文首先梳理了土地资源错配和绿色发展效率的相关文献,界定了土地资源错配和绿色发展效率的概念,并阐释了土地资源错配产生的制度成因,以及土地资源错配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机制。最后,利用2009-2017年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土地资源错配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路径和方向。实证研究发现:⑴无论是全国还是三大区域,绿色发展效率均存在路径依赖的特征,上一期的绿色发展效率水平均会显著影响本期的绿色发展效率水平,且东部的绿色发展效率水平路径依赖性更强;⑵基于全国层面发现,地方政府在财政压力和晋升激励的作用下,为实现地方经济的快速增长以获得晋升优势,通过低价、大量出让工业用地,高价、限制性出让商住用地,造成我国经营性建设用地的低效率配置,发生严重的土地资源规模错配和价格扭曲,且相较于土地资源规模错配,土地资源价格扭曲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更为持久。⑶基于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发现土地资源错配通过抑制产业结构合理化化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以及技术创新这三条作用路径,制约了我国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⑷基于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三大区域土地资源规模错配和土地资源价格扭曲均抑制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但相较于土地资源价格扭曲,土地资源规模错配对绿色发展的影响作用更明显。同时,土地资源规模错配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性。具体表现为:相较于东部和中部,西部地区的土地资源规模错配对绿色发展效率负向影响更大且时间更持久。这可能和地区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由于西部地区目前还处于欠发达阶段,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性要大于东部和中部,且在吸引产业的过程中相较于环境效益地方政府更注重经济效益,从而对绿色发展效率的负向影响更加持久、力度更大。而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综合实力较强,且土地资源更稀缺,所以地方政府更加重视对土地资源的配置,倾向于将土地配置给高附加值、环境污染小的高新技术产业,且东部地区正在进行产业的“退二进三”、“腾笼换鸟”等战略,低附加值的产业正在逐步向中西部城市转移,使得土地资源错配程度最低,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也较小。中部地区经济综合实力介于东部和西部地区之间,会有选择的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使得其土地资源错配对绿色发展效率的负向影响介于东部和西部之间。因此,需要改革土地征收和出让制度、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官员晋升机制等方面来缓解土地资源错配问题以及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和注重技术创新来提升绿色发展效率,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