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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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得益于股权质押制度的基本成型,我国股权质押业务步入迅速发展阶段。之后,在经济下行叠加金融“去杠杆”背景下,股权质押凭借融资便利的优点迅速发展成为我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缓解自身融资约束的重要途径。然而,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的持股结构集中,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经营决策具有重大影响,其股权质押行为也不仅仅是股东自身的融资行为,还会对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影响。一方面,股权质押产生的两权分离问题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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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得益于股权质押制度的基本成型,我国股权质押业务步入迅速发展阶段。之后,在经济下行叠加金融“去杠杆”背景下,股权质押凭借融资便利的优点迅速发展成为我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缓解自身融资约束的重要途径。然而,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的持股结构集中,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经营决策具有重大影响,其股权质押行为也不仅仅是股东自身的融资行为,还会对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影响。一方面,股权质押产生的两权分离问题导致股东个人利益和公司利益出现分化,加剧第二类代理冲突,诱使控股股东采取自利行为,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另一方面,控股股东为预防股权质押风险对上市公司投资决策及信息披露的干预会影响公司投资效率及融资成本,最终反映到上市公司业绩层面。因此有必要研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以及研究是否存在有效的监督机制能够发挥治理效应,这对于规范股权质押业务的发展、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建设有效制约的公司治理体系以及资本市场监督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本文基于现有研究和相关理论基础,首先从第二类代理问题视角和股权质押风险视角深入剖析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以及具体的作用机理;其次,从理论上探讨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在不同质押率水平、不同资金投向以及不同性质控股股东之间的异质性问题;最后,为了探究是否存在有效的监督机制能够实现对控股股东的监督,本文基于现有文献从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角度选择了卖空机制、机构投资者持股和债权人这三种外部治理机制,检验在上述影响过程中,这三种监督机制是否发挥了治理效应。在实证检验中,本文以2010-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使用行业-年度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对研究假说加以检验。此外,考虑到控股股东在样本期内的多次质押和解押行为可能会对模型回归结果造成干扰。因此,本文引入双重差分模型对本文假说进行进一步检验。实证结果表明:(1)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显著损害了上市公司业绩。(2)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在不同质押率水平、不同资金投向以及不同性质控股股东之间存在异质性。从质押率来看,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率越高,对上市公司业绩的损害越大。分质押融资资金投向来看,控股股东将质押融资资金投向自身及其他第三方时,会显著损害上市公司业绩;控股股东将质押融资资金投向上市公司时,对上市公司业绩没有显著影响。从控股股东性质看,相比于国有性质控股股东,非国有控股股东的股权质押行为对公司业绩的损害更大。(3)对监督机制的检验中,本文发现现有外部治理机制能够发挥一定的治理效应。在对卖空机制治理效应的检验中,卖空机制因发展历史短、融券余额小而没能发挥治理效应。在对机构投资者治理效应的检验中,机构投资者发挥了治理效应,特别是战略投资者的治理效应更加显著。在对债权人治理效应的检验中,债券投资者及银行作为债权人均发挥了治理效应。上述结论在基于PSM-DID模型改变样本选取范围、使用工具变量法控制遗漏变量问题、滞后一期被解释变量以及替换关键解释变量四种情况下依然稳健。基于研究结果,本文从监管部门、上市公司及投资者三个层面提出建议:(1)监管部门层面。监管部门应进一步规范股权质押的信息披露流程,建立动态化的股权质押监管体系;进一步鼓励融券业务的发展,扩大融资融券标的股票范围等,建设有效制约的资本市场监督机制。(2)上市公司层面。上市公司需要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体系,利用外部治理机制强化内部治理体系,实现对控股股东的有效监督。(3)投资者层面。中小股东应当警惕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后的利益侵占行为,保护自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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