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阿里巴巴第一次在香港证券交易所申请上市时,申请以合伙人制度这种特殊的双重股权结构进行上市,但被港交所拒绝。因为当时的中国金融市场还不接受同股不同权的股权结构,认为其会损害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之后,阿里巴巴选择了前往支持双重股权结构的美国纽约交易所进行上市。拼多多、京东等想在融资过程中保持创始人控制权的互联网企业也纷纷效仿阿里的做法。中国优秀的互联网企业选择在美上市,是我国金融市场的遗憾,也是我国金融市场改革的开端。采用同股不同权结构的公司在2018年、2019年和2020年先后被港交所、科创板和创业板允许上市。然而,虽然设置双重股权结构可以帮助企业融资,并避免控制权之争,但同时,双重股权结构冲击了原有的公司治理体系,将现金流权与投票权分离开来,使得创始人拥有了过高的决策权。创始人表决权的提高带来了决策效率提升和第一类代理成本降低的优势,也带来了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愈加困难的劣势。对中小投资者权益进行有效的保障,是双重股权结构顺利运行的重要环节,也是学术界和实务界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通过对双重股权结构下中小投资者权益保障机制的探讨,可以明确保障机制中的环节和条件,让该结构对中小投资者权益实现产生促进作用。这可以帮助我国投资者保护工作明确标准并提供思路,帮助中小投资者识别并规避双重股权结构带来的风险,帮助创始股东和投资者创建共赢的局面。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并依据委托代理理论、控制权理论和管家理论,阐述了双重股权结构企业在收益权、决策与监督权和知情权三方面的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机制及效果评价体系。接着,本文选择采用“AB股+合伙人制度”的在美上市企业拼多多作为案例公司,验证了上述理论。同时,拼多多的权益指数要优于同行业的阿里巴巴和京东,说明拼多多的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水平较高。最后,利用收益权和决策与监督权中的财务指标对双重股权企业和同股同权企业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双重股权企业的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水平不亚于同股同权企业。研究发现:通过心理所有权和风险与收益权衡机制可以对高投票权股东进行约束,使其充分发挥才能,保持企业文化,提高管理层决策效率,执行长期战略,实现公司长远发展,提升公司长期价值,进而提高公司股票的内在价值,切实地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收益。同时,通过这种约束机制,再配以日落条款、采用时机、倍数、行权范围限制等监督机制,可有效缓解双重股权结构中的代理问题。再者,可以通过上市阶段披露差异化、充分披露公司风险因素及关联交易情况来完善信息披露制度,让中小投资者及时知悉企业的行动,以决定自己的投资策略,保障中小投资者的知情权。而双重股权结构企业在投资者保护方面其实不弱于同股同权企业,足以证明通过适当的机制可以平衡双重股权结构下专业化分工带来的效率改善和代理成本问题,使企业总体价值提升,有效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本文结论有利于帮助投资者更加全面地思考双重股权结构企业的投资者保护程度,有助于投资者甄别企业是否值得投资,同时也为监管层完善关于双重股权结构的中小投资者保护制度提供一些经验总结:重视高投票权股东决策能力、限制高投票权股东权力、关注创始股东信息披露及公开决策透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