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的进步和高科技犯罪的出现,技术侦查证据登上证据法的舞台,在刑事案件的侦破过程中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这种新的证据形式的出现给我国证据法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传统证据在应付智能化犯罪、职务类犯罪的时候已经暴露出来证据力度不够的问题给案件的侦破提供的支持力度随之降低,另一方面为了适应刑事诉讼发展、完善的需要,侦查机关必须优化人才结构,用现代科技武装侦查人员,同时我国证据体系也要进行相应的改进,不能再固守已有的传统证据类型,必须面对新形势犯罪所衍生出来的诱惑侦查证据、技术侦查证据、电子证据、科学证据等新的证据类型。由于新的证据类型出现的相对较晚,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应用仍然缺乏合理高效的机制,所以对这些新证据形式的研究也处在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上。我国的证据制度要向那个方向发展,各新证据形式的概念和内涵是否已经具备了科学的定义,它们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这些证据是否具备可行性……诸如此类的问题都会出现在证据法的研究课题当中。对于技术侦查证据制度这一新课题,目前国内不但理论研究成果不多,在司法实践当中也存在很多不足。本文会在充分掌握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对技术侦查证据存在的不足进行论述,并对出现不足的原因进行分析,从而获得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由于这是一个新课题,所以借鉴国外先进理论和实践经验成为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个研究路径。面对一些学者的“动辄照搬西方先进法学理念”、“我国已经呈现出‘法学的殖民地体系’”等一系列的批评,笔者也很无奈。笔者只能在借鉴之基础上结合目前我国的司法实践勾勒出我国的技术侦查证据制度的轮廓。并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国内学者对技术侦查证据制度的关注,而不是单纯的关注技术侦查或者刑事证据的可行性。进一步讲,技术侦查证据的可采性在获得认可之后,如果只关注理论研究而不应用于实践的话,其实际价值也会大打折扣,所以对于技术侦查证据的应用就会成为司法实践当中的热点和难点。如何在我国的司法实践当中确立技术侦查证据制度,确立这样的证据制度之后又如何运行,运行中怎样对该制度进行规范,都将是学者们需要研究的重点内容。本文的写作就是在这些问题的基础上进行的。本文第一部分重点对技术侦查证据的概念进行了详细论述,认为其概念应当是在“技术侦查措施”这一概念的基础上得出的,“侦查机关运用技术侦查手段对案件当事人和案件事实进行调查所获取材料”可以作为技术侦查证据的概念。接着笔者从实践和理论两方面分析了采用技术侦查证据的必要性,并分析了采用技术侦查证据可能存在的风险性。笔者采用价值分析法得出：虽然采用技术侦查证据可能存在风险,但是不能“因噎废食”,放弃这一适应社会发展趋势的证据形式的结论。在此基础上运用比较方法分析了技术侦查证据与诱惑侦查证据、电子证据之间的关系,否定了一些学者所主张的“技术侦查证据包含在诱惑侦查证据之中的观点”,并重新确定了它们之间是一种“交叉关系”的观点。论文第二部分是本文的重点问题之一,主要从技术侦查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三个方面系统分析了其是否具有可行性。通过分析认为,只要技术侦查措施的采取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对通过技术侦查措施获取的证据按照规定进行严格审查,即具备了客观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三个要求,该项证据就可以具备可行性而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当中。第三部分主要是对我国技术侦查证据的立法现状以及存在的不足进行了分析,认为该项制度在我国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分别为：起步阶段、停滞阶段、恢复重建阶段和快速发展阶段；存在的不足包括技术侦查证据的定位不清晰,没有一个“名正言顺”的地位,而且该项证据的可采性受到人们的严重质疑,其可采性是否具备成为实践中的一大难题,再加上实践中该项证据的获得缺乏强有力的制衡,导致该项证据的获取具有随意性,容易出现侵犯人权的现象发生。这些不足产生的原因既有思想层面的原因也有制度层面原因。思想层面的原因主要是长期以来存在的“轻程序,重实体”的司法理念指导司法人员的行为,导致侦查权力过大；制度层面的原因集中体现在侦查权力缺少权力的制衡。第四部分主要是对技术侦查证据的域外情况进行了系统分析,以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中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国家为研究对象。研究这部分的目的是为了给第五部分的研究打基础,提供可资借鉴的运行模式。文章第五部分是本文的重点,笔者试图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一套适用于我国司法实践的技术侦查证据制度。首先分析了建立这套制度应当确立的基本原则,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进行具体操作规范的架构拟定。比如：严格规定该证据的取得、适用对象、获得审批等善后处理问题程序性事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