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1年“走出去”战略实施以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逐步扩大。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顺应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变化,其水平得到极大提升。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16世界投资报告》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国（128十亿美元）,至202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对外直接投资国（133十亿美元）。“走出去”战略是中国对外开放过程中所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其中国际化能帮助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市场、提高企业技术创新、加快企业产业升级,从而获得竞争优势和实现长远发展。国际化是中国企业追求全球竞争优势的重大战略选择,而企业董事会作为战略决策的制定者和监督者对企业国际化有极为重要的影响。近年来,国际化战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已经超越了直接关系,学者们广泛关注影响两者之间的其他“黑箱”因素,即调节变量。“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跨国企业的国际化恰好为研究新兴市场跨国公司治理的影响作用提供了良好的情境。本文以2013-2018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董事会特征对国际化程度与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这些特征为董事会成员的海外经验、政治背景和教育水平。研究结果发现,（1）中国制造业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化程度与绩效呈正U型曲线关系,U型曲线拐点对应的国际化程度为36.92%,随着企业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国际化对绩效初期具有负向影响,然后变为正向影响。当企业初期实施国际化战略时,由于需要承担“外来者负担”、“新入者负担”和其他管理协调成本,国际化收益还不足补偿国际化成本,因此,国际化战略与企业绩效呈负相关关系。当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达到一定水平之后,企业才能从国际化活动获得正向收益,企业绩效随着企业国际化程度的提高而上升。（2）董事会海外经验和董事会政治背景能正向调节国际化程度与绩效之间的曲线关系;董事会高教育水平对上述关系则无显著调节作用。不同特征的董事会在不同阶段的国际化战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有所不同。具体来讲,董事会中具有海外经验的成员越多可以增强国际化战略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即董事会拥有海外背景、海外工作经历、海外学历及相关知识能够给企业经理层提供国际市场战略管理方面的经验借鉴,能够有效促进企业积极制定国际化战略决策,从而有利于提高企业的财务效率;董事会政治背景在后期的国际化阶段对企业国际化程度与绩效之间的关系更有显著调节作用,董事会政治背景的调节作用与中国企业在海外实施国家战略落实使命的取向是高度匹配的,董事会政治背景更能促进企业在国际市场建立好“中国名片”。这一结论在经过内生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从整体上看,中国制造业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施有效的国际化战略绝非易事,在起始阶段难免遇到许多壁垒,而有效的跨国公司治理能起到调节作用,这对于进一步推进“走出去”的企业和助力新兴市场跨国企业在国际市场持续健康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