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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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经济水平的提高,与互联网经济息息相关的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近些年来的犯案率也逐年上升,使得相关市场主体因商誉下降而遭受了损失。在学术界,教科书中对本罪的概念和构成要件的相关解释也是千篇一律的,关于本罪的理论研究也比较少。在司法实践中,虽然本罪的犯案率有所攀升,但是法院对本罪的相关认定比较粗放,说服力不强。关于本罪“重大损失和其他严重情节”的认定是基于《公安机关、最高人民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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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经济水平的提高,与互联网经济息息相关的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近些年来的犯案率也逐年上升,使得相关市场主体因商誉下降而遭受了损失。在学术界,教科书中对本罪的概念和构成要件的相关解释也是千篇一律的,关于本罪的理论研究也比较少。在司法实践中,虽然本罪的犯案率有所攀升,但是法院对本罪的相关认定比较粗放,说服力不强。关于本罪“重大损失和其他严重情节”的认定是基于《公安机关、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管理的刑事案件起诉标准条例(二)》,但是在认定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些争议,比如机械适用(《追诉标准》(二))的相关规定、与前置法的衔接失当、甚至滥用“利用互联网传播”这一要素等不足,同时引发出与刑法的相关理念相冲突等问题。之所以存在这些问题,主要根源在于对“重大损失或其他严重情节”的体系定位不明。本文主要利用刑法教义学和刑法解释的相关理论,结合相关案例,将本罪“重大损失或其他严重情节”进行体系性思考和构建,分析了该要素在违法构成要件说、行为不法与结果不法说、客观处罚条件说、整体的评价性要素说等相关理论中存在的理论分歧并进行了评析,最终将该要素明确界定为“违法构成要件”。之后,又结合刑法本身的特点和法秩序统一的法治理念,以违法性判断理论为基础,分析该要素之违法判断应适用缓和性违法理论是因为该理论既满足法秩序统一性的要求,又承认了违法判断的相对性,这种认定思路符合我国传统的法理学理念。最后再根据刑法的相关原则尤其是刑法的谦抑原则为核心,结合刑法的最后手段理念和比例原则,再以形式解释论和实质解释论、主观解释论和客观解释论等理论为基础,分别对“重大损失”和“其他严重情节”进行具体方法论上的认定,如要对“重大损失”作实质判断,并且根据限制解释认定其只包括直接损失;对于“其他严重情节”,要注意负面评价的传播范围的认定以及行为人的认识程度。通过这些理论的分析和探究,以期为司法实践提供相关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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