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织产业是中国重要的支柱性产业,与民生大计息息相关。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要思路、国内与国际双循环互为促进的新型经济发展格局下,中国纺织业面临着先进制造技术新环境下可持续发展和高端发展的机遇和挑战,亟须实现产业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提升纺织产业整体的智能制造水平对实现中国“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而言至关重要。然而,纺织企业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常因对企业原有发展路径的依赖以及数字基础设施不够完善,缺乏包容、敏捷的创新环境和组织架构等诸多因素遇到阻滞。作为大部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起点,在引入数字技术后,不同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绩效间亦呈现出显著差异。本研究基于现实和理论背景,梳理了国内外相关主题的研究,寻找出研究空隙,并提出中国纺织企业在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的过程中,如何通过数字技术采用提升企业绩效的研究问题。首先,本研究基于资源基础观、动态能力和创新理论等经典理论,明确该研究问题中的关键变量:数字动态能力和数字创新导向。并在“资源—能力—绩效”的适配框架下构建中国纺织企业数字技术采用、数字动态能力与数字创新导向影响企业绩效的理论模型。其次,为验证这一理论模型,通过对进行数字化转型的纺织企业进行考察和调研,搜集大量的研究资料作为实证分析的数据基础。本研究通过偏最小二乘法结构方程模型（PLS-SEM）和模糊定性分析法（fsQCA）对数字技术采用、数字动态能力、数字创新导向和纺织业企业绩效之间的复杂因果关系进行论证。一方面,通过PLS-SEM方法,本研究验证了纺织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数字技术采用对企业绩效存在正向促进作用。在其发挥正向效应的机制中,企业数字动态能力呈现出部分中介作用,而数字创新导向则对该过程起到正向的调节作用。其中,以效率型数字创新导向的调节效用最为明显,其次为新颖型数字创新导向,而融合型数字创新导向对于数字技术采用与企业绩效间的正向促进关系调节作用并不显著。fsQCA的研究结果显示,融合型数字创新导向和数字动态能力中的转变能力为纺织企业实现高企业绩效的核心条件,而融合型数字创新导向的缺失以及数字技术采用深度的欠缺是导致低企业绩效的核心原因。此外,纺织企业高绩效的实现路径存在3种,分别是“成熟技术-能力弥补型”、“多样化技术-创新弥补型”、“技术-能力-创新协同型”,低企业绩效的导致组态亦包括3类。本研究拓展了动态能力理论在数字化时代的应用空间,聚焦于数字创新活动的不同导向,揭示了数字技术采用对于纺织企业价值创造的影响机制,为研究纺织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