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加快了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步伐,税收体制改革伴随着贸易的逐步开放实现分税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伴随外资进入的市场化竞争实现政府财政分权。而渐进式的贸易开放意味着外部风险逐渐流入国内并加大贸易风险,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例如失业现象频出、劳动力流动过大、社会供需不稳定,这些都需要政府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政策性补贴来熨平贸易开放、外资进入对中国市场造成的冲击,来保障社会经济稳定,这最终导致了政府公共财政支出规模扩大。另一方面,以经济增长和税收增加作为考量标准的政绩工程考核,引发政府官员为发展经济进行“锦标式竞争”,例如吸引外资降低利率、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给予税收优惠,这必然会造成政府公共财政收入减少,进而引起政府公共财政支出规模减少。这两种机制究竟如何影响政府公共财政支出规模的变化至今未有定论。本文在分析“补偿假说”和“效率假说”的基础上,结合中国贸易开放水平、外资进入程度的具体情况,基于1978年-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采用差分GMM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分别检验了贸易开放、外资进入与政府公共财政支出规模的关系。结合实证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了科学有效地改革和调整政府支出规模与贸易结构,促进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