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新教传教士理雅各是首位系统翻译中国典籍的译家。他在结束东方30年传教生涯后返回英国担任牛津大学首位汉学教授,因在汉学研究和中国经典英译上的卓越成就获得首届儒莲奖。其翻译的四书五经、道家著作因忠于原文、语言连贯、注释详实等特点至今在汉学界仍被奉为经典,是海外学者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的重要依据。翻译领域以往关于理雅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某一译本的翻译策略研究,或将理雅各译作与其他版本对比研究。本文则将理雅各的翻译思想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产生和发展的经过,并提出如下研究问题:理雅各在翻译中国经典的过程中产生了哪些共性的翻译思想?他们是如何在翻译实践中发展的?这些翻译思想与其译者、传教士和学者的身份有怎样的关联?本文在翻译思想发生学的理论框架下运用定性研究、个案研究、副文本研究等方法对上述研究问题进行解答。翻译思想发生学是发生学在翻译学领域的实践应用。高圣兵教授于2017年首次提出构建翻译思想发生学,并对翻译思想展开了溯源研究。2019年,他从翻译思想的文史考证出发,初步建立了翻译思想发生学的基本理论构架。翻译思想发生学在“实践性原则”“社会历史性原则”“主体性原则”的指导下,将译/论家的翻译思想作为研究对象,可从“翻译思想谱系学”、“翻译思想个体发生学”、“翻译思想语篇发生学”三个维度探究思想的发生、演化规律和进程。本文基于译名之争中理雅各的观点,通过对理雅各译作副文本、论文著作、信件、手稿等展开研究,总结出其40年间翻译中国经典的共性翻译思想:一是“以心译心”的翻译思想,理雅各非常认同孟子“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的思想,将其印在《中国经典》每卷的首页作为他初始翻译的原则,并在三个《诗经》译本等翻译实践中不断完善,直到1882年他总结翻译标准时,在此句基础上凝练出“以心译心”的思想;二是“以God为核心”的翻译思想,理雅各的宗教观始终影响着其翻译思想,他翻译中国儒道经典旨在证实中国存在唯一至高无上的“God”,同时帮助新教徒了解中国经典内容以便更好地引导中国人民信仰“God”。“以God为核心”的翻译思想产生于《中国经典》翻译时期,在《东方圣书》的翻译中得到发展;三是“将翻译作为学术研究”,理雅各在学习中国经典时缺少详细注释的教材,因此他决定自己弥补这一学术空白,其译作的一大特色是包含了丰富的背景介绍、注释和附录,而且理雅各在大多数译作的前言和介绍部分将自己的作品与已有西语译作进行优劣分析对比,也体现了其“将翻译作为学术研究”的翻译思想。这些翻译思想产生和发展于理雅各的翻译实践,并影响其以后的翻译实践。在社会历史语境下可以发现,理雅各这三种翻译思想的分别对应了其译家、新教传教士和汉学教授的三重身份。译家的身份促使理雅各以忠实原作者本意为翻译任务,拉丁语翻译的教育背景也为其对比中国经典的拉丁译作打下良好基础;新教传教士的身份使理雅各始终基于基督教立场评价儒道佛思想,将中国经典翻译作为显示基督教优越性的手段;汉学教授的身份让理雅各将汉语学生和汉学学者视为目标读者,在翻译实践中充分发挥求真、严谨、细致的学术精神。理雅各作为早期来华传教士,虽然致力于中国典籍著作研究,并多次赞叹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但宗教本位思想决定了他难免以基督教文化比附和解释中国经典,如将儒家经典中“上帝”的概念等同于基督教的“God”以实现更好在中国发展基督教的目的。理雅各中国经典的译作辅助他塑造了符合传教士背景的中国形象,并非传播真正的中国文化。对理雅各翻译思想的研究启示我们要辩证看待以传教士为代表的汉学家的译作,培养高素质的独立翻译人才,积极主动引导翻译过程,实现有效的文化交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