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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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河方略》是清代治河事业中一部重要的治河专著。清初河患频繁,靳辅自任河道总督后,历经十余年治理,使黄河河道渐趋安稳。在当时社会客观因素以及政治环境的影响下,康熙命靳辅将其十余年治河经验编撰为一部治河书,以对后世治河者提供借鉴。靳辅历经五年将其编撰成书,该书编撰体例完备,史料来源丰富,版本流传广泛,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同时《治河方略》也是研究清代治河思想的重要史料,并对后世治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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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河方略》是清代治河事业中一部重要的治河专著。清初河患频繁,靳辅自任河道总督后,历经十余年治理,使黄河河道渐趋安稳。在当时社会客观因素以及政治环境的影响下,康熙命靳辅将其十余年治河经验编撰为一部治河书,以对后世治河者提供借鉴。靳辅历经五年将其编撰成书,该书编撰体例完备,史料来源丰富,版本流传广泛,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同时《治河方略》也是研究清代治河思想的重要史料,并对后世治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治河方略》的编撰始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成书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从社会客观环境来看,清初河患频仍,黄水冲决运道,使漕运受阻。江南地区受灾尤重,而江南漕粮关系国计民生,征收漕粮的大幅下降已严重威胁到国家经济命脉,因而治理黄河一事日益迫切。基于严峻的社会因素,康熙将“河务”一事纳入国家政治事务,标志着清初治河理念的重大调整。靳辅任河道总督后,使黄河渐趋安流,因此康熙命靳辅编撰一部治河书,以期对清代河务有所裨益。此阶段正是靳辅政治生涯动荡的阶段,朝中关于靳辅治河争论迭起,所以《治河方略》的成书既是君主意志的体现又与政治环境息息相关。《治河方略》内容丰富,根据各卷基本内容,可以考证《治河方略》的史料来源并探究其编撰体例。《治河方略》史料来源庞杂,基本可分为奏疏类史料、治河类专著史料、正史河渠志类史料及地方志书类史料。其中,奏疏类史料是《治河方略》的主要史料来源,后三类史料则是重要的补充史料。分别从整体与地方视角切入,对黄河河道的整体治理与各地区具体河道的治理都有所涉及,两者相互补充,使《治河方略》的史料更为丰富。从全书的编撰结构来看,呈现出以奏疏为纲、图文并用以及评述结合的编撰特点,体现出靳辅“河运一体”、“筑堤束水”、“全河疏导”的总体治河思想,凸显了《治河方略》编撰体例的多样性。《治河方略》版本流传较广,自康熙至民国年间,共有四个版本。从版本体系来看,流传较广的为浙江鲍士恭家藏本与乾隆丁亥听泉斋本,各版本编排体例也有所调整。由于朝代变迁,后续版本将涉及本朝河源、职官制度以及兵役等内容因时制宜进行了改动或直接删除,使之更契合当时的治河实际所需,丰富了治河理论。《治河方略》一书具有重要的价值与地位。《治河方略》史源庞杂,丰富了清代治河类史料的内容。同时《治河方略》作为一本水利专著书,其水利思想对后世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全书始终贯穿了靳辅的治河思想,并穿插着前代治河名论,全面体现了不同时期治河理念的调整。此外,《治河方略》还体现了清初河务机构的专业化及治河技术的系统化,呈现了清初较为完备的治河思想体系,多为清后期治河者所沿用。通过对《治河方略》价值的探析,更能对清初治河体制深入理解,以期对当代治河有所裨益,发挥《治河方略》经世致用的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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