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逐步推进，乡村社会的治理环境和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乡村传统与现代文化的断裂，导致村庄原有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及组织模式遭遇消亡危机，乡村治理现代化面临“无根”窘境。另一方面，现代性因素的涌入与市场化力量的渗透，农村阶层不断分化，“空心化”、“原子化”农村增多，使农村逐渐成为“无主体的半熟人社会”。如何应对当前乡村中出现的这一困境是对实现乡村善治的现实考验。回顾往昔，民间信仰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与习俗是维系乡土治理结构的重要力量。纵观当下，这一力量能否再次成为现代乡村治理中新的资源选择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究和挖掘。找寻民间信仰中与乡村治理相契合的治理因素才能在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更好的承接和融入这类传统文化资源，进一步完善现代性与内生性相统一的乡村治理模式。　　本文通过对浙江省台温两地民间信仰的深描与刻画，依托动态场景实践，剖析出当前乡村中稍具祭祀规模民间信仰活动中的行为主体的角色与功能。依据社会资本理论要素分类，将其细分为信任、规范和关系网络三个维度，并据此分析得出民间信仰在乡村治理中具有以下作用:第一，强化了家族、宗族内部的纵向信任以及区域范围内村庄成员个体间的横向信任，强化村庄集体意识;第二，确立了村民个体、家族群体以及村庄的三级秩序结构，一定程度上维系了乡村秩序的良好运转;第三，形成了以庙宇管理会、研究会等为代表的结构化信仰管理组织以及由福首集合组成的非结构化信仰祭祀团体，增强了民间组织及团体的自我管理与服务水平，提高了乡村的自组织能力。而为了进一步强化民间信仰之于乡村治理的作用，研究认为在治理过程中需要在治理主体上，注重民间信仰权威及组织参与村庄事务协作;在治理理念上，加强精神教化与宣传引导的并举;在治理方式上，坚持以村民自我管理为主，政府扶持为辅的策略;在治理规范上，强调村规民约与法制规章的互补。　　跳出个案的研究事实，本文认为民间信仰的历史性与草根性凸显了乡村个体精神世界的信仰需求和意义，其中蕴含的治理因子也是对乡村治理资源的有益补充。因此，在寻求现代性与内生性相统一的乡村发展模式中，我们要正视民间信仰的惯性作用。除此之外，还应清楚的辨析民间信仰潜藏的负效应，扬长避短。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发挥民间信仰对乡村治理绩效的强化作用，为乡村善治提供一种新的资源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