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成熟的美国资本市场还是新兴的中国资本市场，股票拆分（送、转股）已经成为常见的股本扩张、股利分配以及股票价格管理行为。传统的公司金融理论大多是从交易成本、股票流动性、不对称的信息信号等角度对股票拆分进行解释。Baker, Greenwood and Wurgler(2009)从行为金融学的视角提出了“迎合理论”，并将“迎合”定义为理性的公司管理者针对市场中投资者时变的非理性需求而采取的机会主义的股价管理行为，提供了投资者愿意为之支付溢价的股价特征，而这种特征的增加并不增加公司基本面的价值。当市场中投资者对低价股更为偏好时，公司管理者就倾向于拆分股票从而降低名义股价;当投资者对高价股更为偏好时，管理者则倾向于维持当前股价而不采取任何拆分行为。　　本文基于Baker, Greenwood and Wurgler(2009)的研究成果，回顾了迎合理论的前提——股价调整联动效应以及迎合理论的基础——供给效应的相关文献，并构建了中国情境下验证上市公司送转股决策是否迎合投资者非理性需求的回归模型。首先，用Fama and French(2001)中三个影响公司股利政策的基本面特征变量（公司规模、盈利能力、成长性）和中国情境下影响上市公司送转股的两个变量（流通股比例、股权集中度）作为自变量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并计算每个样本的回归残差，即为Baker and Wurgler(2004)所定义的股利支付意愿。然后用平均股利支付意愿与Baker, Greenwood and Wurgler(2009)构建的刻画投资者非理性需求的三个代理变量（低价股溢价、小盘股溢价、最近拆分的平均公告日效应）之间建立线性回归模型，来验证投资者非理性需求对上市公司的股利支付意愿是否具有显著影响。　　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公司规模、盈利能力、成长性对上市公司送转股决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个结论与国外大部分研究的结果相符。但是，流通股比例与股权集中度指标对上市公司的送转股决策没有显著影响，这与国内现有研究的结论有较大差异，原因主要在于样本时间窗口的选择和中国资本市场2005年后结构的变化。线性回归的结果显示，刻画投资者非理性需求的三个代理变量对上市公司的股票股利支付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低价股溢价越高，上市公司股票股利支付意愿越强;小盘股溢价越高，股票股利支付意愿越强;最近拆分的平均公告日效应越大，股票股利支付意愿也越强，从而验证了Baker, Greenwoodand Wurgler(2009)所提出的上市公司股票拆分迎合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