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讨论了我国输入型通货膨胀的两条传导途径,以及发生输入型通货膨胀的根源。认为,第一条传导途径是结构论下输入型通货膨胀的传导,具体有两种方式,一是国际最终消费品价格的上涨直接推动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上涨;二是进口原油、铁矿石等价格的上涨,首先推动我国工业品出厂价格的上涨,然后间接推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上涨。针对结构论下输入型通货膨胀,本文提出了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开发利用清洁能源以及核能两项治理措施。文章认为,第二条传导途径是货币论下输入型通货膨胀的传导,具体传导途径为:我国外汇储备的增加,导致外汇占款的扩张,基础货币被迫大量投放,引起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上涨。但是统计分析表明,外汇储备的增长与我国CPI的上涨并不存在相关性,继而对我国货币传导途径的研究发现,从外汇储备到基础货币的投放,由于央行的对冲措施,导致传导效应被削弱;从基础货币投放到货币供应量,因为货币创造乘数的减小,导致传导效应被削弱;从货币供应量到物价水平,因为货币流通速度的减缓,导致传导效应被削弱。货币传导效应被一步一步削弱,是外汇储备与CPI不存在相关性的真正原因。针对货币论下输入型通货膨胀,本文提出了改革我国现行的外汇管理体系;加快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建设;完善人民币公开市场业务,加强基础货币回收渠道三项治理措施。本文还分析了引起我国输入型通货膨胀的根源,认为是由于国际货币制度的不合理性,美元作为世界货币享有的特权和美国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使得全球流动性泛滥,并作用于以上两条传导途径引起我国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发生。文章针对输入型通货膨胀,提出了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增加战略物资的储备量两项治理措施。